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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左）通过几个大笔触确立了林则徐的整体形象
1958年7月14日深夜，周恩来在莅临上海视察工作的空隙，专门驱车来到《林则徐》拍摄现场，他热情而严肃地叮嘱：“好好搞，保证质量，质量为主，不能粗。”总理的这番话语，对导演郑君里是莫大鼓励，也使上影厂上下冷静许多，不啻为《林则徐》正常拍摄、确保艺术质量开了“绿灯”。
两个版本合二为一
以反映抵制鸦片侵略、讴歌抗英斗争为题材的彩色故事片《林则徐》，是庆祝国庆10周年“献礼片”中的出类拔萃之作。虽然1959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但它却是因新中国电影起步不久投拍的历史片《宋景诗》“难产”而衍生——由于涉及主要人物投降清廷问题处理的把握，曾历经反复修改、补拍等波折，为执导此片殚精竭虑的郑君里虽由此对拍摄历史题材片十分挠头，但“吃一堑、长一智”，他暗自立下志愿，总有一天要拍《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并且先从《鸦片战争》拍起。只是当他面对汗牛充栋的史料，感到要将它们统括起来，以艺术手法再现于不到两小时的电影之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起了知难而退之意。
这时，上影在群众来稿中相继遇到两部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一部为当时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的叶元所作，他曾是上海《民国日报》经理，并参加了香港《文汇报》筹建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华东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参事室秘书，对近代历史颇为熟悉，有志于这类题材的创作，所写的剧本就以《鸦片战争》为名；另一部则出自先在安徽省文联工作的吕宕之手，他因幼年时代曾生活于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的哈尔滨，饱尝亡国奴的滋味，并曾申请参加抗美援朝未获批准，就转而创作题为《林则徐》的剧本以抒心怀。
直接受理这两部来稿的，是当时上影新成立的编辑处。首先收到叶元的剧本，厂里当即作为重点题材来抓，郑君里也欣然表示愿意执导此片。就在上影着手组织对剧本进行修改时，北影又转来了吕宕投去的剧本，并且说明虽然感到很有拍摄基础，但因得知上影已在搞这个题材，因此还是“归口”统一处理。上影方面很为重视，马上安排审读，认为两个剧本各有所长：叶元的情节框架好，但人物性格没写出来；吕宕的人物写得很精彩，但情节布局有些乱，感到颇难取舍。时为编辑处长的徐桑楚再三考虑，提议把这两个剧本综合到一起。
然而在与两位作者联系时，却被吕宕婉言拒绝，因他看了上影提供的叶元已是第四次改过的《鸦片战争》，认为不具备合作的基础，要求将他的《林则徐》退回。上影马上通过安徽省文联党组做工作，明确表示如果吕宕同意合作，可以承诺以下条件：一、以吕宕稿本《林则徐》为基础本；二、由吕宕执笔并决定选择吸取叶元稿本中的情节；三、如发表或拍摄，署名次序是吕宕、叶元；四、稿费不平均分配。这样吕宕同意了合作，遂于1956年10月来到上海与叶元会面，并与郑君里等研究剧本修改，随后还一起赴广州、虎门等实地踏访，最后由吕宕执笔起草了新稿，发表于1957年五、六月份合刊的《人民文学》上，题名为《鸦片战争》，署名吕宕、叶元。
就在影片准备开拍之际，“反右”运动开始了，吕宕却被打成“右派”，剧本的继续修改加工只能由叶元来完成，而影片《林则徐》公映时，片头只有“编剧叶元”的字样。1961年，吕宕有幸摘掉了“右派”帽子，此时出版的剧本在叶元之后恢复了吕宕的名字，但在“文革”中他又因“写了大毒草《林则徐》”的罪名，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并开除公职，直到1978年底获得彻底平反改正，重新发行的拷贝终于加上了他的名字。
周总理托人专门捎来三元里史料
在进入摄影棚前对剧本进行的最后修订中，首先遇到的是长度问题。由于原来从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前写起，直至三元里展开反英武装斗争为止，几乎囊括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即令这样已近于“完备”的“历史教科书”，仍有意见提出还应继续下去把签订南京条约写入，理由是不按历史原样如“实”表现就不全面、不真实，因而要求分上下两集两部影片的容量拍摄，认为像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题材，涉及朝野上下、国内国外，海陆杂陈、包罗万象，一部片子“容纳不了”。此案未得接受《林则徐》拍摄任务的海燕厂（当时，上影厂体制改革后“三家分晋”，分为海燕、天马、江南三厂）的同意，厂里坚持一部片子的容量足够表现了。
由郑君里牵头成立的创作集体，经反复讨论形成了共识：历史片质量高低与否，绝不在于历史事件表现得多不多、完整不完整、外表的规模大不大。他们最终确定全剧从清廷决策始，至三元里起义终，其间主要表现中英斗争的两个中心事件：一是严令缴烟和抗拒不缴的斗争；一是武装侵犯广州和武装保卫广州的斗争，一切有关内容以此为中心组织安排，一切无关内容不管戏剧性如何强、在历史上地位多么重要，一概“割爱”。
另一个有过不少推敲和争论的问题是戏如何结尾，即结在林则徐身上，还是结在人民身上？起初导演认为戏应以林则徐始、以林则徐终，在艺术构思上显得比较完整，因此设计的方案为一叶扁舟载着革职遭贬的林则徐，心情黯然踏上充军之途。后来，创作组再三研究认为这个结局虽能引起观众对林则徐个人命运的同情，但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却有暗淡无光之感，调子低沉、心情不畅，最后决定加强表现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尾落在三元里人民武装抗英壮举上。
这时，周恩来总理得知郑君里要拍《林则徐》，专门委托有关领导捎来他在陪同外宾到广州参观博物馆见到的三元里“平英团”史料，即清代诗人张维屏《松心诗集》里的一首《三元里》诗，并附有口信说：要好好地研究，要写好广州人民奋起抗英这一条线。
这首记叙并颂扬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壮举的宝贵史诗，以及周总理言简意赅的嘱咐，对完善影片的创作起了“画龙点晴”的作用，不仅深化了影片的主题思想，也丰富了抗英战斗的表现，后来银幕上出现的三元里农村男女老幼出动，拿起各式农具作武器奋起抗击英兵，在大雨倾盆下英兵枪支受潮不能射击等许多镜头，就是从诗中所描述的“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等生动情景演化而来。
“我想像的林则徐完全不是这个模样”
影片拍摄之际，正值“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早在1958年初，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翻一番”目标，要上海电影从年产18部增加为35部，到北京去“打擂台”。文化部领导也来上海催促拿出具体计划，并要“量中求质”。浮夸风就这样刮进了各电影厂，有的导演竟然一天拍161个镜头，放了颗大卫星，结果是质量急剧下降。
虽然在这一年郑君里因先后连续执导《林则徐》、《聂耳》两部重点片，处于最为兴奋也最为忙碌的创作巅峰状态，但他依然没有头脑发热趋时“跟风”，尤其随着《林则徐》摄制工作紧张展开，“打擂台”进入高潮压力很大，他仍然牢牢控制拍摄速度，一天至多十几个镜头。
这固然出于郑君里对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高度认识和作为导演的责任感，就像他所力主的“电影的质量好像是双手去捧水银，十个指头都要留神，否则一不小心，水银就会从那个指缝中悄悄溜掉的”；同时也由于该片的拍摄得到周总理的重视与支持。
1958年7月14日深夜，周恩来又在莅临上海视察工作的空隙，专门驱车来到《林则徐》拍摄现场，看望正在赶拍英国兵舰炮击虎门要塞而忙碌的演职员，逐一亲切握手，询问拍摄情况。在与厂领导和郑君里等主创人员交谈时，他热情而严肃地叮嘱：“好好搞，保证质量，质量为主，不能粗。”在“打擂台”的高峰期，听到总理的这番关键话语，对恪守严谨创作态度的郑君里是莫大鼓励，也使上影上下冷静许多，不啻为《林则徐》正常拍摄、确保艺术质量开了“绿灯”。
按照剧作字里行间显示的林则徐形象，除了清癯的瘦长条子、凡事严谨而有节度外，他老谋深算、喜怒不形于色、四平八稳，难以摆脱惯有的爱国忠臣的传统形象。如何才能突破呢？导演沈浮的一句议论：“我想像的林则徐完全不是这个模样——他应该是个生气勃勃的人”，像一根火药捻子似的点亮了郑君里的思路，他马上回家漏夜翻书寻觅线索，结果从有关林则徐的传记和笔记，包括一个名叫喜尔（Hill）的英国医生所写的见闻，发现大量传神记载：他并不端起官架子，而是平易近人，有时好开玩笑；他并不暮气沉沉，而是精力充沛；他并非眼光收敛，而是英光四射……这些生动具体的资料提供了既真实可信而又富于想像的创作基础，令郑君里欣喜异常。
在拍摄过程中，郑君里在艺术表现上努力突出古典传统继承和民族风格，调动和发挥与之合作导演的岑范以及各部门的智慧与作用。如剧中朝廷生变突将邓廷桢派往福建，林则徐犹如失去一臂，心情沉重地为之送别的场景拍摄，郑君里反复琢磨，从唐朝诗人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和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名句中得到启发。
为拍好这场戏，他亲自率队辗转广州、英德、虎门、黄山等地。连续十多个酷暑日，郑君里与扮演林则徐的赵丹、摄影黄绍芬、美术韩尚义四人白天在景地战高温，入夜挤睡在一只拍戏用的木船上，秉烛夜谈第二天的镜头调度。
韩尚义留有清晰而难忘的记忆：“君里沉稳，善于汲取各人所长归纳进戏中；阿丹激情，随时会冒出灵感火花，边说边演，有声有色，旁人都被他感染得心潮澎湃；绍芬冷静，把深思熟虑的镜头处理和盘托出；而我考虑较多的是画面色彩。高温蒸腾，江面的热气逼人，我们索性赤膊上阵，要命的是，蚊子又成群结队骚扰，把我们这几个大胖子搅得夜夜无法安眠，阿丹打趣说：‘广东的蚊子是长骨头的，咬人特厉害！’”
赵丹“六笔”为林则徐传神塑像
应当说，影片《林则徐》的成功，与赵丹的出色创造分不开。最初接到在《林则徐》中担任主角的任务时，赵丹创作心态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自从李时珍形象颇受好评，他对扮演历史人物又恢复了应有自信。然而他在读了剧本之后并不喜欢这一角色，感到很难找到作为一个演员最想从人物身上找到的最具个性化的东西，剧本提供的形象太四平八稳、太威武严肃了，几乎没有一点表演冲动。
赵丹有一个习惯，每逢接演新戏之前，总喜欢搜集来自不同方面的对于人物的直觉印象，此次听到的却都是大体相同的看法：“林则徐是士大夫出身，剧中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的，应当注意刻画他作为封疆大吏的代表和威严”、“应当注意刻画出他的修养，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喜怒不形于色”……
就在一筹莫展而不免惶然之时，赵丹从埋首研读的鸦片战争史料中，有幸见到了几幅林则徐的画象：饱满聪慧的天庭、神采奕奕的眸子，特别是那莞尔微笑的神情，让他仿佛从中看到了一个蔼然可亲的普通的老人，意外地触发了创作灵感，一个强烈愿望顿时形成：就从“蔼然可亲”打开缺口，去触摸这位“清朝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的心灵。随后，他又从浩如烟海尘封多年的史料之中，觅到了难得的有关林则徐的宝贵记载，虽只是几段简练文字，却把其个性特征活生生地勾划出来了：明朗、活跃、精力充沛、生气勃勃，他最终确定“阳刚”作为角色的性格基调。
但随后试拍几场戏的样片出来后，赵丹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自己的表演光是单一的刚毅，缺少刚中带柔的一面，造成表演上的过火，缺少艺术上的深度，以致人物形象显得单薄。为了做到刚中求柔、柔里透刚，他再下功夫从自我生活入手，拣起古文古诗静心默读，握起画笔冶性养情，请来史学先生虚心聆听君臣礼节、官场习惯，体味封建时代的酬酢应对，还穿起人物的服装，按照角色的生活习惯去生活，一点一滴地培养角色意识与情感。
在深入分析整个剧作和角色的基础之上，赵丹根据戏的规模以及林则徐的个性特点，决定运用中国画中大落笔手法，来尝试这一形象的创造。他精心设计通过几个大笔触来确立人物形象：“第一笔，是角色的‘亮相’；第二笔，超脱了一定的格局，表现人物的风采，是‘飘逸’之笔；第三笔，表现人物的平易近人，用的也是‘平易’之笔；第四笔，在谈笑酬酢中解决了一场战斗，表现人物的成竹在胸和从容不迫，用的是‘洒’笔或‘泼’笔；第五笔，以雷霆万钧之势给反扑者以严惩，表现了人物的‘威’，用的是‘爆’笔；第六笔，暴风雨的前夕，用的是‘舒’笔，看来，也像是‘闲’笔。”
就这样，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赵丹深刻理解并充分把握了林则徐身上所表现的爱国精神、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以真挚浓烈的感情、丰富鲜明的色彩、精巧细腻的刻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成为他艺术最为成熟、创造力最为旺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
□摘自《大众电影》
2008年第6期 朱安平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