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丹青难写是精神，做人难得也是精神。龚育之做人坚守信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爱青年，诲人不倦；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他做到了如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一）
    
    龚育之同志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才华出众，博学多识，执着真理，“学贯两科”。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为党的许多重大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思想和文献研究方面，在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研究方面，发掘和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在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他十分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哲学等领域有重要建树，是开创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道德、文章堪称学范。他的逝世，是我国理论界、党史界和学术界的巨大损失。
    
    我长时期在龚育之手下工作。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从参加《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到协助胡乔木同志整理对毛泽东同志的回忆录；从共同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编写，到一起负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我与他共事近30年。我的成长，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党史研究，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治学态度，既受到他学养的巨大影响，更与他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帮助密不可分。他的人品和文品，给我以潜移默化的渗透。他对我来说，既是师，又是兄，也是友。他的逝世，我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仁兄和挚友。
    
（二）
    
    龚育之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他一生科学、革命两追求，60年来对党、对人民、对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忠诚；在知识的海洋里广为涉猎，博闻强记；在科学的群山中不断攀登，与时俱进，创新理论，成为多个学科的大师名家。在当今学界，像他这样既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底蕴，又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力；既从事政治宣传，又从事学术研究；既擅长理论思维，又擅长历史分析的学者，是太少了。他长期致力于追求科学和追求革命的统一，反映在作品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把科学性视为革命性外在的东西，而将科学性看作革命性本身的内在要求。他根据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提出一个新的命题：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这个科学思想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思想，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这个精神力量，既是革命的精神力量，也是学术研究的精神力量。这样的科学思想和它体现的精神力量，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和著述之中，特别是贯穿在他对党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之中。他作为理论大家和党史大家，非常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协调和谐，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他做学问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一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善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提出新论新识；二是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文风细腻、表述准确，像“疱丁解牛”那样，以科学的解剖刀尽量对论题恰到好处地条分缕析。同一件事，同一个理，我们一般人往往只能作一些大的方面叙说，再往细处、深处讲，就感力所难及。而在他的妙笔之下却是另一番景象。讲事，能将其来龙去脉、原委细节娓娓道来；论理，能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地论列文献，或以多侧面的视角，讲出一般人难以讲出的道理。他的著述含有科学的慑服力和厚重感，具有良多的信息量和可读性。
    
（三）
    
    龚育之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文献和历史研究。1995年6月至1999年3月，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更是倾注心血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并努力推进中共党史的研究、宣传、教育和资料征集工作。在此之前和退出领导岗位之后的数十年间，辛勤笔耕不辍，不断发表研究党史的文章，出版一本又一本关于党史的专著。就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而言，从最初讨论框架结构，将建国后的党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中下两卷，到谋篇布局、分设编章节目；从确定全书的指导思想，到参加逐章讨论明确编写方案；从提出各章的主要思想观点和思路，到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不掠人美地加以概括；从材料取舍、章节衔接，到段落设计、叙述议论的用词表达；从修改成型时的总体把握，到上送稿的最后文字敲定，等等。他可谓殚精竭虑，作了艰苦精深的把握。他写的大量党史著述，有质有文，新意迭见。王安石说：丹青难写是精神。龚育之的党史著述和主持编写的党史本子，正是要努力体现这种难写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实事求是精神。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四）
    
    首先是还原历史。所谓还原历史，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著述要符合历史实际。乔木、胡绳指导写党史强调这一点，龚育之无论个人写党史著述还是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也不断地讲这个问题。比如，对建国后的头几年怎么看，对我们国家的过渡怎么看，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去的党史书，将头三年单独列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龚育之认为应当强调这三年是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党史书应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来作统领，其覆盖面更全，与历史实际更吻合。因为《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头三年是根据《共同纲领》全面展开新民主主义建设，不仅仅是恢复国民经济。对建国后的头三年的历史作这样定位，“这合乎我们党历来对自己的纲领的宣传，合乎建国最初几年的历史实际。过去把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或《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完全淡化了，并不合乎历史实际。重新强调那个时期纲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也同我们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
    
    对于过渡时期的不同提法，龚育之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克思、列宁是这样提的，但有一个合不合乎中国国情问题。如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归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突出中国国情的特点，就不一定这样提。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经毛泽东同志修改的宣传提纲，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提法。这个提法既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讲“从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法相衔接，又反映了中国社会原来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经历的进程。毛泽东在1955年9月将过渡时期的提法改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还是毛泽东原来讲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提法好。《历史决议》也是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对此，胡乔木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释指出：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194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步。”我十分赞同乔木同志、胡绳同志和龚育之同志的意见。讲建国头三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包括着相互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新民主主义改革，以土改为中心的各项民主改革；一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这两个方面都不是冠以其他名称能够讲得清楚并让人信服的。只有鲜明地讲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还原历史，说明这个时期党的任务和各项工作。
    
（五）
    
    第二是直面历史。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的历史，一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遭受了不少曲折和挫折，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对于这段历史如何写，这既关系到政治大局，也是一个如何直面历史的问题。龚育之认为：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解释《历史决议》写这些问题时说：敢不敢正视和批评这些错误，这是对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一个考验。《历史决议》对这段历史作了公开的、郑重的、系统的清理和明确的结论，表明我们党经受住了考验，能够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对待历史。在指导党史中卷稿写这段历史时，他多次强调要把成绩讲充分，把人民的奋斗、党所作的努力如实地写充分；对失误不要渲染，但也要如实地讲透，把大的过程写清楚，使人了解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比如写“大跃进”，要把如何在那么一种政治背景下和一股潮流下，写得比较具体一点，让人知道“大跃进”是怎么回事，给人一些具体的感觉、感受。这不能一般地发议论，而要实写。像当年的资源是怎样被破坏的，怎么拼设备、拼消耗的，资金怎么浪费掉的，都需要写得具体些。当然也主要讲大的过程，事实真相，有些细节不宜太细，太细了也说不清楚。但是“大跃进”的那些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一定要写上。“这是对历史负责的交代”。他还指出：只有认真分析“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才能真正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来之不易和不可动摇。
    
（六）
    
    第三是鸟瞰历史。即写历史要站得高点、看得远点。龚育之强调写历史的眼界要宽一点，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是统一的。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据此，他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分析十年曲折发展时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贯穿到写建国后29年的全部历史。“要如实地写出‘两个发展趋向’相互间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又复杂交错，不是简单地黑白分明，则是共同的。”他说：“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包含在《历史决议》中，胡乔木同志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中作了初步表述，《七十年》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思想。中卷稿应在《七十年》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因为“它也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在写中卷稿时，龚育之进一步提出指导思想的两个侧面问题。“文革”前十年的历史异常曲折，有几次大反复。怎样分析这十年的大反复？他认为，要揭示指导思想内部矛盾的两个侧面，一个时候这个侧面占主导地位，过一个时候另一个侧面占主导地位；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变化，影响着指导思想两个侧面的主导地位的转换，从而历史的进程发生大转弯、大反复。这样的分析将两个趋向的思路引向更深入、更具体，是对“两个发展趋向”论的丰富和深化。在《历史决议》摒弃用路线斗争论讲党的历史发展后，“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是目前解释党的曲折发展历程的比较好的方法。龚育之参与提出并加以引申的“两个发展趋向”论，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七）
    
    第四是感悟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主要是讲历史事实本身。写历史不仅要还原历史，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因为在不同时代或不同时期写历史，受主客观的影响，对历史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既要按历史的原貌还原历史，还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按照龚育之的说法，“对历史的认识，要力求达到新的深度”。他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例说：把它分析好，就要写出对它认识的几个层次。一是毛泽东讲话的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后来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又是怎么认识的。这里至少有三个层次：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时，说过去若干关系处理得不够好，这是1956年总结时的认识。1957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没处理好，比1956年讲话时的认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到1958年成都会议时和1960年写《十年总结》时，毛泽东进一步批评了工业建设过去是照搬苏联。这些都属于第二个层次。再一个层次，是几十年后邓小平的认识。邓小平论党史，说搞社会主义，方向是对的，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是通过总结几十年的历史经验得出来的。这就是对历史的感悟，没有感悟，达不到这个认识。写这段历史就要把这个历史过程和这几个层次写出来，把1956年、1957年、1958年、1960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认识，引入对历史的叙述，使之比较丰满，并达到新的认识高度。
    
    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干什么？不仅是了解历史，更重要的是感悟历史，获得智慧和经验，资政育人。
    
（八）
    
    还有一个精神，就是坚守真理性认识的学术风骨。这对于以治学为本、崇尚实事求是的学者来说，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要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但是，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前提下，其基本的、重大的学术观点要有一贯性、连续性，即使在处于弱势或逆境的情况下，也要有坚守学术观点的执著性。作为学术研究，党史工作者要敢于创新，但不要赶时髦；要攀登探求真理的高峰，但不要跟“假、大、空”之风；要服从真理，但不要屈从没有“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文献）的长官个人意志。龚育之的这一风骨很突出。他在一篇文章中，针对那种鄙视“官方研究”的倾向，指出：“官方研究”、“官方观点”，可以也应该是学术上很有价值、理论上很有创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许多重要的开拓和创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只有拒绝独立思考，拒绝理论创新，一味重复已有的结论，翻来覆去净讲套话，才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论它出自官方，还是出自非官方。“官方研究”、“官方观点”，断然不应该是这样。论及对党的重大决策的阐释和宣传问题，又说：“官方研究”既然应该是创造性的，就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争论，创新也就没有了。对“官方观点”作个人阐释，在角度、深度、广度、丰度上可以也应该允许有所不同。这是对党的决策的研究能够保持生动活泼、保持创造精神的必要条件。他还认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实践的结果，进行批评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应该进行。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我赞同这个说法。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既需要进行这种研究，更需要这种风骨。否则，何以谈得上“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龚育之的学术风骨，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也十分鲜明。比如，如何理解邓小平关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他说：这除有地域和历史过程的特指外，更重要的“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这“不是对一时一事的估计，也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下主要错误倾向的固定估计。对特定时候特定事件下的主要错误倾向，那是要根据那时那事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和判定的。不能设想，这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可以不问具体情况，而由一个永恒的公式来判定。”在问及对于这个战略估计的时间性怎么看时，他指出：这个战略估计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来的。它包括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包括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由纠“左”、纠“两个凡是”开篇，其间尽管出现了右的问题，但从战略估计上看，还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新世纪新阶段，重申这个战略估计，可以帮助我们在复杂的形势下，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奋勇前进。时下，不少人不赞同邓小平的这个论断，龚育之仍坚持这个认识，并作了新解，实在难能可贵。这体现了他的学术风骨。
    
    丹青难写是精神，做人难得也是精神。龚育之做人坚守信念，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爱青年，诲人不倦；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他做到了如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在6月21日告别那天，有近2000人赶来为他送远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