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赋得古草原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诗人盛赞野草顽强不屈精神之名句，流传千古脍炙人口。
    
    为应对人类面临之严重挑战，科学家问计于野草。2008年6月29日《纽约时报周刊》发表克利斯托弗（Tom Christopher）文章，题为《野草能帮助解决气候危机吗？》，介绍科学家试图利用野草对付导致全球升温之温室效应，旁及能源和粮食问题，立论新颖，读后颇有感触。
    
    美国农业部野草专家席斯卡（Lewis Ziska）富有创意并具幽默感，他说：“别出心裁可能是发明之母，但贫困肯定是发明之父。”
    
    席斯卡发现：巴尔的摩市区温度比周围郊区高出3至4华氏度，空气中二氧化碳（CO2）浓度达到百万分之440到450，远高于目前全球平均值。五十年后，预计全球温度和CO2
    
    浓度之平均值都会增加到这个水平。席斯卡在该市远郊、近郊和市区选择三个地点分别进行实验。远郊有机农场代表目前全球气候状况，市区实验室代表五十年后全球气候状况，近郊公园代表介于两者之中间状况。一种学名为Chenopodium album的野草，在远郊长到6至8英尺高，在市区之高温和CO2高浓度气候条件下竟疯长到10至12英尺，并产生更多花粉以传种接代。目前美国农民每年由野草造成的损失已高达330亿美元，五十年后怎么得了？席斯卡对超级野草疯长的实验结果感到震惊。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野草为害，处理得当也能造福。大气中CO2浓度之平衡依靠两种相反机制：含碳物燃烧和动物呼吸释放CO2，植物光合作用吸收CO2。大气中高浓度CO2是导致温室效应之元凶，疯长的野草可用来大量吸收CO2，缓解温室效应为人类造福。野草具有极高的光合作用效率，学名为Bromus tectorum的野草在CO2含量高于正常水平40%氛围中生长时产量提高70%，其中可用作生物能源的含碳量增加更多。与其像美国那样占用耕地种植玉米制取乙醇用作生物能源与民争食，倒不如在非耕地上广种超级野草，既可对付温室效应，又能缓解能源及粮食危机。一身数任，野草功不可没。
    
    克利斯托弗指出：人类在新石器时代从狩猎转为农耕以前，没有农作物无所谓野草，或曰全是野草。农作物由野草培育而来，稻米源于亚洲的一种野草——红稻。农作物与野草两者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基因策略：人工培育以追求高产和性状划一为目标，使农作物的基因组合趋于单一化；自生自灭的野草为在逆境中求生存，发展出许多种不同基因，其基因组合趋于多样化。天崩地裂，洪涝干旱，高温低温，什么逆境野草都能适应。道理其实很简单：大难临头时，千百万种不同基因组合中总有一些幸存。大约六千万年前地球被外来天体撞击，曾称霸一时的恐龙从此灭绝，但野草和一些卑微的小动物幸存，为地球留下一线生机。想想看！那时若无生物基因组合之多样化，今日之地球恐怕仍然是一片荒漠。
    
    野草顽强生命力来源于逆境中发展出的多样化，这就是野草精神。发扬野草精神，人类可从中得益。
    
    为什么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蕞尔小邦而不是独霸欧洲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东方文明在春秋战国大放异彩而不是一统天下的秦皇朝？从野草精神得到启迪：文明之生机在于思想多元。
    
    思想是大脑之产物，人的大脑包含约一千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一千到一万个突触与其他神经元相连接。照此推算，大脑的信息容量相当于一亿本书！有如此雄厚的硬件基础，多元化的巨大潜力蓄势待发。
    
    老庄那样的杰出思想家，孔孟那样的杰出教育家，墨子那样博爱众生的杰出政治家和科学探索者，屈原那样的杰出诗人，孙子那样的杰出军事家，苏秦张仪那样的杰出谋略家……这么多的煌煌巨星产生于同一时代，肇始于周室衰微群雄并起的宽松氛围。“六王毕，四海一”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强迫民众以吏为师，摧残了先秦百家争鸣，结果是暴秦三世而亡。硬的不行之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专制帝王奉为御民之圭臬，形成长达两千年的思想禁锢。西方也不遑多让，罗马教廷借上帝之名，将各种离“经”（圣经）思想扼杀在萌芽状态，造成近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挣脱思想枷锁，西方文明才得以重放异彩。前鉴若此，后者鉴之。
    
    明乎此理，就应先提倡“千草争荣”，惟如此才能“百花齐放”，如若不信，去问园艺家，哪一种奇花异葩不是源于野草荒木？
    
    行文至此，搁笔伏案，朦胧中仿佛听见白居易和席斯卡正同声低吟“野草精神赞”。
    
    (作者电子邮件：zyshen@comcas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