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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分寓于“兴趣”之中。
    
    引领寻求天分的最有效捷径就是遵循兴趣。一个人的稳衡兴趣之所在，常常蕴涵着他的内在天赋。也正是在这些最能充分发挥他独有特长的地方，他才会感受到那种令人神往的天分勃发之情趣。可见，一个人潜意识中最为心仪之处，往往就是他的天分所在！尽可循迹追随，全力投身，务求尽善尽美。当然，若欲实施对“天分”之皈依，首先必须具备足够的“自主权”。倘若每个人都只是个按照标准型号生产，完全听凭他人支配的“螺丝钉”，那还有什么“天分”可言？可见，拥有自主权又必须以享有必要的“自由”为前提。不自由，壁障四筑，动则多方掣肘，更何谈“自主”之抉择？由是观之，“自由”乃是发挥天分的首要条件。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对此理应能够充分保证。一个人若不具备“自我选择”的自由，犹如被缚之鹰隼，发挥“天分”实属无望之奢求。
    
    当然，兴趣颇难守恒。尤其对青少年而言，童心未泯地萍浮在知识长河里做“兴趣漂流”，时过境迁兴趣也常会不断转移。其实，“兴趣转移”也是一种伴随成长过程的学问累积。不要惋惜这种时有发生的兴趣变迁，特别是少年时期，兴趣过早定格并不足取。莘莘学子样样好奇，兴趣广泛自会让人视野开阔，高望博览。也只有在多元选择的遂心变换之中，一个人才能真正知晓自己的天分、天资、天赋究竟寓于何处。况且这种知识储备不仅能为今后的专业选择提供充分依据，甚至还可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让卿受用终生。说不定日后什么时候就会突如其来地为你爆出个关键启迪，或是神来之笔地冒出个绝妙灵感，不断激活你的思维，使其永葆灵玑在握，挥斥八极的通豁畅达状态。
    
    天分总是捭阖纵横，融会贯通的。适度的文理兼通对一个人达到知识全面，脉络清晰，思维通达均至关重要，使其可以多领域地贯通联想，大跨度地学科综合。非如此不足以养大家气象，古今中外之学问巨匠概莫能外。钱学森在《中国大学为何创新力不足》一文中说：“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时不仅“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为此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很高兴，赞许地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
    
    强调个人兴趣，充分发挥天分不仅能让每个人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干，更有利于让整个社会达到多样化的自然平衡。正像一座森林，乔木、灌木、草本，攀藤、苔藓、地衣、真菌……各依天性占据一方最适合自己而又彼此无争的生存空间，从而使整座森林之生物群落达到既镶嵌合理而又丰富多样的生态平衡。人本来就是千差万别，各有所长，各有所好的。若是人人都能选择自己最感兴趣，又能发挥他天分的事业，就不仅能让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现更有效地运行，也有利于各行各业的人才济济。
    
4
    
    “齐一化”乃是发挥天分之最大“克星”！
    
    国人惯于趋同，无论干什么事最后都会追风附流，归拢为千篇一律的统一模式。
    
    “人才”本是立国之本，恰恰是在这一关乎民族未来命运的首善事业上，“齐一”之害最为深重。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尤其显得整齐划一，令人别无选择。这恰似我们母亲河的下游河段——高岸大堤托起滔滔悬河，规范着滚滚黄涛，如束如缚，衔命前行——没有分流，没有支汊，一齐浩浩荡荡地直入黄海。
    
    人生的漫长竞技更像是场“马拉松”。而中国式的成才之道却硬是将这42195米的“长跑”分解成一系列连缀成串的分级“短跑”，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每一段“短跑”都单独计时，逼人奋力争先。段段选拔，级级考核，经历了一连串疲于奔命的短跑折腾，被“考”得焦头烂额的运动员，在临近“终点冲刺”的紧要关头，倒反而没力气了。这样的“马拉松”成绩会好吗？
    
    “齐一化”的最大弊病是——我们培养出的青年学生多是些迷失专爱、“失去方向”的人：没有学科兴趣，没有探究热忱，没有专业志向，没有创造精神，而且完全不知自己的天分所在，一切的一切只为着考试得高分，并按照成绩“分阶”落座，选择相应等级的学校。实际上大家一致瞄准的还都是将来待遇优厚的热门职业。如果说这也算是“方向”，那么通向“含金量”最高的专业就成了大家唯一的方向。当然，这种状况绝不该由学生负责。残酷的考试重压已经像绞毛巾那样拧干了人的才气，未来的道路犹如业已铺就的钢轨，规范了已成定式的轨道人生，又有几人敢于“出轨”？
    
    “齐一”误国！
    
    只需从教育、科学各举一问，便可一叶知秋，目睹满园气象。
    
    其一，共和国已是六十初度，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涌现出一位我们自行培养的学问大师？
    
    其二，60年来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得过一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我们每年都要招收培养上百万大学生，数万名博士生。如今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比建国前所有大学生总数还要多得多。峨峨兮，洋洋兮！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可谓多如牛毛，留洋归来者如过江之鲫，教授博导多如河滩卵石，相比之下，建国前的留洋生该是何等的凤毛麟角。但以前在各行各业大都能脱颖而出令同行诚服，让世界承认的学问大家，学界泰斗，艺术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钱学森、梅兰芳……至今仍为世人景仰。60年过去，强盛的共和国，庞大的教育规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家族昌盛，人丁兴旺，超过立国以前几十倍的兵多将广。然而，怎么未见同等量级的大师出现呢？
    
    思想史学者何兆武教授曾振聋发聩地指出——大师是“自由”出来的！先生早年入读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最为对他“胃口”的就是“选课自由”。原本考入“土木工程”的何先生在西南联大一共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外文。当时的西南联大真可谓大师云集，河汉灿烂。聘有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冯友兰、金岳霖、沈从文、钱锺书、朱自清、陈省身、华罗庚等著名教授执教，选修这些大家的课程令其终身难忘。这种文理兼修的求学生涯也确实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我们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在学业上还能享有这份毫无壁垒的自由吗？一向宽容大度的何兆武先生坦言，他一生对大部分事情都能忍耐，唯独不能忍耐“不自由”！正是“自由”的读书与独立的思考成就了他毕生的事业。他的校友邹承鲁院士也曾说过：西南联大之所以出了那么多大师，原因就在“自由”二字上。可见，“学术自由”乃是滋育大师的温润沃土。
    
    当然，不见大师更遑论世界级顶尖人才。英国牛津大学尽管校舍陈旧，规模也未必超过北大、清华，却以一校之力培养出了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25位英国首相。可见，作为培育世界顶级人才的“摇篮”，目前中国尚未诞生足以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按照钱学森的说法：“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眼下中国蹴鞠奇臭，国人皆可骂之。但对比开国之初，现在的中小学里还留下几座足球场？街道弄堂还有几个顽童在踢小皮球？泱泱大国，人口众多，但其“足球人口”未必超过巴西、阿根廷。这也难怪中国足球香火不盛。而教育可是举国投入的中华第一大业啊。据2005年教育部长的一份论坛讲话称：“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000万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人数达到了2.5亿人，教师达到了1300万人”。如果每个学生背后有两位家长，那么我国与教育直接密切相关之人就会有7.5亿人。这可是全国人口的半数啊！有一半的中国人都在热切关心教育，倾其所有地投入教育，到头来却是学问不出大师，科学不出诺贝尔奖。可怜的中国足球，更可悲的中国教育。而教育又直接贻误了中国科学。
    
    按照世界一般规律，立国30年左右就会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世界文明古国大河文化，埃及、罗马、印度都得了；诸多小国波兰、捷克、巴基斯坦、阿根廷也得了；亚洲的几个主要国家也都得了。我们如今立国业已60年；经济连年持续高速发展，GDP已入世界三甲；除了印度得的那三项，我国人口总数比其他所有得过诺贝尔奖国家加起来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得多；我国的科学论文就数量而言早就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博士数量也早已超过美国；我们载人航天飞行已经成功，探月工程已初步实现，原子弹、核潜艇也都有了。为什么至今连一项诺贝尔科学奖都没有得到？可叹的中国科学!
    
    这两大“甲子之问”中的每一个都涉及广泛，牵连深远，足够几个专门研究所从事系列专题研究的。这里仅从是否发挥“天分”这一微观视角管窥一二。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与科研制度尚不足以让每一个人充分发挥天分。没有求知欲的学习，没有探究欲的研究，就像无性欲而婚，无食欲而食，其“嚼蜡”滋味可知。何以如此，只要将今天的学子、学者与60年前的学人直接比较，便可一目了然。我们在学习、研究上拥有的“自主权”比以前是多了还是少了？享有的“自由度”比他们是大了还是小了？我们的天分是充分发挥了还是受到抑制了？看看大师们的过去，比比今天的我们，回顾我们从幼儿园到博士后的全部历程，我们定会有所悟得。管中觅豹，当见一斑。有道是，知子莫如父，知女莫若母。为人父母者当中未必没有明白人，也未必都对子女的天分全然无知。而明明知晓孩子的天分所在却不敢使用，在教育大环境的严峻催迫下不得不搁置天分，从众随大流。呜呼，藏起金饭碗，争捧统一定制的泥饭盆乃是当今最大悲剧，答案当从教育制度求之。
    
    其实，所谓“天分”不过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某种优势。按此理解还可进一步放眼探究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国家，审视其有没有与众不同的得天独厚？有没有祖先传承的超常素养？有没有山川育就的地理优势？有没有特异文化的固有天赋？闲思漫览之余，不妨掩卷自问：
    
    为什么历史上地处偏僻的山西省出了那么多优秀的“晋商”，竟使得山西富甲一方，以致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国第一家可供异地汇兑存取的“票号”就是当年开在平遥古城的“日东昌”？
    
    为什么我国十大元帅竟有四位出在四川省？
    
    为什么耶路撒冷这样一座人口不多的小城却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城？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少的人数却出了哥伦布、马克思、爱因斯坦、斯宾诺莎、门德尔松、基辛格等诸多伟人名宿？
    
    为什么同样围坐地中海，文明古国之间又频繁交流，处在同一个历史时代的古希腊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如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以及创造原子论的留基波、德谟克里特，欧几里德（几何学），阿基米德（力学、数学），阿里斯塔克（日心说）；相形之下的古埃及却没出一个叫得出名的大哲学家、大数学家。然而他们却奇迹般地建造了那么多伟大的金字塔？
    
    为什么十五六世纪欧洲一些沿海小国（葡萄牙、西班牙）仅凭着三五条小船（长19米），区区八十余人却做出了如此伟大的地理新发现；而比哥伦布还早87年的郑和，他拥有62艘长44丈、宽18丈的大型宝船（按明朝尺换算，长140米、宽58米），28年中7次越洋远航，每次率众多达27000人，且生逢其时，又正值地理大发现时代，却于此毫无建树呢？（前不久，一位英国海军退休艇长曾写过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认为是“郑和下西洋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大陆”，而不是哥伦布——聊且记之，备考。）
    
    由是观之，个人有天分，民族有特色，国家有特长。凡是由“人”组成之各级社会群体也都享有各自的天赐禀赋，用之则兴，弃之则罔，无所知之则盲。天赐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必当决定一切。
    
    无问天分的“齐一化”思维乃是当今中国最大通病。“寻找天分”对任何由人构成的群体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天”能靠则靠，顺天奋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绝好之事，何乐而不为呢？一个未能让每个人充分发挥天分的民族永远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列。
    
    幽幽苍天，皇皇上宰。
    
    每个人充分发挥天分之日，即是民族真正崛起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