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胡适。前者是钻研古文字的国学大师；后者是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旗手。当年这样的角色定位，就决定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相容的，势必会产生学术上的龃龉和冲突。

    1917年6月，胡适以一个留美归来的洋博士的身份，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的北大，可以说是太炎弟子的天下，因为有名的主力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不仅都是太炎的嫡系，国学底子深厚，而且又都是留过日的东洋派，可以说在某些专长上是要胜过胡适的。胡适与这些人的关系，也有着远近亲疏各不同，如他跟黄侃，就疏离得很远；跟钱玄同合得很近，关系很好；对鲁迅则是分分合合，敬而远之。

    按理说，一般留美归国的学人，在这种气氛下，应该扬长避短，去教些“西洋哲学”之类的拿手课题才是。可胡适却不这样，居然敢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内，教起《中国哲学史》来了，其中还对章太炎的旧学传统有所批判。对胡适这样的后生小子，章太炎自然是不放在眼里的，据时人回忆，当别人问起他对胡适的评价时，章太炎一脸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当时叫《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新式标点出版的书。据说，胡适在书出版后，曾送了一本给章太炎，并恭敬地写上“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这黑线是当年新式标点表明人名的一种符号。不料，太炎先生闹不懂这条黑线符号是什么意思，当看到自己的姓名右边多出一道黑线时，禁不住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的名上，胡抹乱划！”待看到胡适的名字右边也有一道黑线时，才释然道：“原来他的名字旁也有一道，就算互相抵消了吧！”

    到了1921年，两个人的是非恩怨，达到了极点，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争执的缘由就是因为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墨学谈》，里面涉及章太炎与胡适之间的学术之争。章太炎看到后，复信一封，公开发表，其中骂到胡适“非独武断而已”。当时胡适虽在病中，但看到这封信，亦不服气，便支撑着病体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的学术观点。过后，章士钊把胡适的这封信转给了章太炎，章太炎又回了一封更长的信给章士钊，说明胡适武断的道理，文章的最后，并打出免战牌，申明“非求胜于适之也。”千万别小看这一句话，要知道，当年被人称为“章疯子”的太炎先生，一辈子是不曾向别人低过头的，连袁世凯都惧怕他三分，可见对胡适这后生小子，倒还是情留一面的。事至如此，也就罢了，可30岁的胡适正值年轻气盛，对年长他20多岁的太炎先生依旧不依不饶，又给章士钊写出了第二封长信，细说论辩的原委，指出章太炎先生之所以对他有所误解，是因为自己的《哲学史大纲》对他有批驳的地方才导致的。

    胡适的少年气盛，可从他当年的日记里读出。在胡适笔下，除王国维外，对不少时下的名人颇有微词。他在1922年8月28日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凋敝零落极了。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是半新半旧的过渡文人，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和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由此可见，他从内心中是不服气章太炎的，所以才将他称为“半僵”的人物。三年后，作为原始资料，二人论辩墨学的四封信，都被胡适收进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的《胡适文存》第二集里，记录下章、胡二人之间的恩怨。但到了1953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印《胡适文存》时，却没有收入这四封信。30年过去了，也许是时过境迁，渐入老境的缘故，胡适本人也更懂得为人处世的宽容之道了，便主动删掉了这二人争辩的四封信件，而章胡之间论辩的这一段公案，也逐渐成为尘封的历史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