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我移居到上海后，每逢“八一”妻子总会从北京打来电话送上问候。她知道，我们全家曾经都是兵，和“建军节”有着解不开的情结。
    
    我自小在军营长大。1974年北京第一场雪后，父亲让年仅16岁的我参军入伍。离开母亲所在的部队医院，来到大同某部师级机关的篮球队。不承想，几个月后，总部下发规定，师以下单位不得成立各种如宣传队、篮球队等专业队伍。于是，我被分到了连队，一个整天拿着钢钎上山打炮眼的连队。
    
    打炮眼是件累人的活。我们一组十几号男人，每天早晨从山下将水泥、黄沙还有施工设备扛到山上，八点准时开工，一直干到日落西山。干重活自然就饭量大。平日里吃的是小米，起初不习惯，只好放上辣椒酱调换口味。有天，连队里吃包子，我一口气吃了12只，连长看着我直发愣，生怕我的胃吃不消。那些日子我整天与钢钎打交道，手上磨出了血泡。当初并不理解父母让我“百炼成钢”的良苦用心。唯一感到刺激的是，炮眼里装上炸药，随着一声惊雷般的轰鸣，浓浓的石尘裹着石块从山洞飞溅而出，我们便拿上铲子，推着独轮车奔过去，那兴奋的情景如同端掉敌人的炮楼。在连队我个头最高，打洞时风钻的支架不好使，我就拿肩膀当支架，任凭碎石不时地撞击在我后背的棉袄上。夜晚躺在床上，想着自己有一天穿上干净整洁的军装，下山去街上显露一下军人的英姿……
    
    三年后，我复员回到父母身边。这一年妹妹又走进了军营。经过军旅生活的锤炼，我心里储备了吃苦耐劳的“余粮”，选择了坚强，有了直面人生的勇气。
    
    我先去了太原铁路中心医院，接着到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后来又调到北京一家医院。多年从医中，我始终迷恋于超声波临床实践，那劲头犹如当年紧握钢钎，执著，如一。上世纪末，民营医院应改革开放之运而生，遍地开花，凭着一名老兵不甘掉队的勇气和对“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我先后去了海南、广东，最终选择了上海。上海宏康医院聘请我为功能科主任，而我看重的是医院风气正，管理井井有条，处处以人为本。更让我欣慰的是，这里可以任你释放工作激情，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办法对病家有好处，院领导就会很快采纳。
    
    电话那头的妻子笑了，说我干劲不减当年，还提醒我不要“乐不思家”。啊!无论时代把我推向哪里，前行路上始终有白求恩的身影相伴随。我感谢父母，感谢并珍惜如今的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