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我们，早已不再把他当作圣人一样仰视，但随着对他了解的深入，我们在把周恩来还原成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的同时，并没有消解对他的智慧与人格魅力的敬佩。比如，他的智慧，他的兴趣的广泛和良好的文化音乐修养，他对艺术家的真挚关心和爱护，都令人感动和感叹。
    
    周恩来与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的交往就是一段动人的佳话。
    
    周恩来与马思聪相识于风雨如磐的1946年上海周公馆。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热情地对马思聪说：“马先生，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要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很想听一听您的意见。”“人才第一。要培养新中国的人才，首先要办学校。”面对自己崇敬的周恩来，马思聪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心里话。
    
    马思聪的建议与周恩来的想法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是的，我在考虑建立中央音乐学院，而且要把筹建的重担压在你的肩上。”他亲切地鼓励马思聪：“你把你在法国留学时学到的本事，统统拿出来。现在，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就这样，曾留学于法国南锡音乐学院和巴黎音乐学院的马思聪，在1950年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
    
    遗憾的是，“文革”之中，马思聪惨遭迫害，被迫举家逃亡异乡。周恩来知道后心情非常沉重。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周恩来特意向基辛格询问了客居美国费城的马思聪的近况，深情地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外国去。我很难过……”
    
    “我从周恩来爱护中国的一棵树，看到了他怎样珍爱中国的森林。”基辛格后来感慨地如此评论。
    
    “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马思聪的这句话发自肺腑。
    
    林彪垮台之后，周恩来不失时机地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的极“左”路线。1972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示中央能否播放《云雀》等罗马尼亚民间乐曲，以祝贺罗马尼亚国庆。周恩来亲自批示：“由广播局和文化组负责审查一下，如音乐健康，有民族特色，还可以播放。”
    
    不久，当时西德外交部长谢尔访华。周恩来特意找来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指示李德伦，要为谢尔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李德伦提出给德国客人演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周恩来当场同意。
    
    尽管后来这一计划由于“四人帮”的党羽于会泳的捣乱而作罢，但周恩来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有一次，在接见朝鲜某代表团结束后，周恩来把李德伦留下来谈话。之前，他已听说了于会泳的关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宣扬宿命论、《英雄交响曲》歌颂拿破仑，因而都不能演的谬论，因此，这天他在跟李德伦谈话时有针对性地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嘛。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周恩来嘱咐李德伦，写一份贝多芬交响曲的材料交给他。
    
    正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乐团在欢迎尼克松首次访华的宴会上演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牧场上的家》等美国乐曲，激动得尼克松当场起立，向乐团表示感谢。也是由于周恩来的亲自批准，1973年3月到9月，伦敦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费城管弦乐团先后访华，轰动京华，给处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阴影下的中国大地吹来了一股股清新的外来文化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