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大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史及外国文学史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现代杂文的兴起。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杂文，必然要说到鲁迅，谁都知道，他是中国杂文的旗帜人物。
    
    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魂”鲁迅的研究，还是很需要深入的。比如说，假设有人出了这样两道选择题：1，鲁迅的杂文质量——高，一般，低；2，鲁迅的杂文产量——高，一般，低。我相信，一般人都会选择两个“高”。其实，第二道题选择“高”，错了，因为这是想当然。正确的答案是“低”。
    
    且看如下事实——鲁迅杂文产量的统计：
    
    《三闲集》：1927年——8篇；1928年——14篇；1929年——12篇。《二心集》：1930年——11篇；1931年——27篇。《南腔北调集》：1932年——10篇；1933年——41篇。《伪自由书》：1933年——43篇。《准风月谈》：1933年——64篇。《且介亭杂文》：1934年——36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48篇。《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年——14篇；附集：1934年至1936年——21篇。
    
    这是鲁迅杂文创作最旺盛的十年的统计。加上《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中的杂文，以及各集的序跋与少量佚文，10年的总产量大约也就是四百多篇，平均一个多星期生产一篇杂文。
    
    鲁迅的杂文，产量低而质量高，文字少而影响大。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对当今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启示意义。
    
    在哲学上，有一个命题：没有数量便没有质量。这个命题可以外延到文艺创作上：没有作品本身，哪来的作品质量？但是，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有了数量就一定有质量。数量高而质量低，就是一个误区。当今的杂文创作，就进入了这个误区。鲁迅的杂文产量如果和当今一些杂文家的杂文产量相比，简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得。特别是当今那些时评式“杂文”流水线的写手们，其产量会是鲁迅的数倍、十倍。然而，如今的杂文家，有能够和鲁迅相提并论者么？恐怕没有。而且，不止是杂文界。古往今来，整个的文艺界，都出现过类似的现象。唐朝的王之涣，一生写的诗，其数量可怜得很。《全唐诗》中只有他的六首诗。在全唐诗“拾遗”中，一首也没有。然而，王之涣却成了大唐诗国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白日依山尽”、“黄河远上白云间”等六首诗几乎全是传诵之作，为大唐诗作之经典。有一次，他和几个著名诗人到一家休闲场所，听歌伎们演唱，并相约由歌伎对作品的选择来确定诗作和诗人的排行。王之涣很自信地说：最好的歌伎，必定是演唱他的作品！果然，大轴演唱的，正是王之涣的诗作。与王之涣相比，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上万首的诗，并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推广自己的“御制”，有些诗还刻在了石碑上来加以传布。结果呢?有一首流传开了么？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时期，长篇小说的产量低得很。而今，全国每年的长篇小说，产量在七八百部之巨，可有几部能够赶上“四大名著”的传播影响？据说，全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集），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可被观众公认的剧本、表演质量双佳者，能够占到总产量的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物理学中有一个“能量守恒定律”。一个文艺创作家的创作能量——精力、时间、生活积累、对象观察等等，在一个时期也是恒定的，不是无限的。这个能量，可以转换为作品。创作能量等于作品质量和产量的和数。作品质量和产量，看作两个加数，是消耗创作能量的两个方面。在创作能量守恒的情况下，产量数值越大，质量数值越小。相反，十年磨一剑，像鲁迅说的“作品写出来要多修改几遍”，把创作能量较多地分配在质量上而较少地分配在产量上，才有可能有高质量的作品出来——尽管只是有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追求产量，必然影响质量。有的人想超越这种规律，又要提高产量又不影响质量，那等于想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怎么可能呢？鲁迅之所以创作成功，在于他清楚并遵循了这种规律。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第一条就是强调吸纳创作能量（“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就是提醒文艺创作者们要遵循文艺创作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文不在多，有质才行；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当今，人们似乎对文艺创作的质量总是很挠头，有点儿茫然。其实，看看鲁迅的杂文产量，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