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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作家要从作品出发，批评作品要从文本出发，简称“批评要从文本出发”。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一般的原则，如果考虑到当下的实际状况，要改变说好的太滥说不好的又太少的不正常局面，让已经听惯了赞扬的作家能听得进相反的声音，还真得更加强调批评性的文章要讲道理，要有说服力。这确实有些不公平，但只要你是意在建设而非破坏，就得暂时接受这份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是在一种很正常、很健康的生态背景下，翟业军先生的《迟子建创作局限论》（以下简称《局限》），最多也就是一篇品质欠佳、质量不高的批评文本，不会受到多少关注，写了发了也就完了，而在现在这种生态背景下，却是不能不予以关注、引以为戒了。
翟业军的《迟子建创作局限论》在《新批评》刊出后，出了一些事儿。如果我不是恰好在北京开会，对这些事儿肯定会一无所知。究竟是些什么事儿，没有新华社通稿，全是口口相传。如果我试着去实指有过什么事儿，那“相传”一定会立即溶化为乌有。所以我只能说，如果那可能化有乌有的事儿确实曾经实有，我觉得那实在是个“事件”，而这个事件虽然跟批评、创作都没有关系，但确实是个让批评界与创作界都不怎么长脸面的事件。开会时刚把当下定义为“黄金期”，同时就出这种事儿，批评界创作界的形象都有点儿灰不溜秋，即使还有文学组织工作者金光灿灿着，那黄金的含金量也相当可疑了。
从原则上讲，批评者有权选择批评的方式，被批评者也有权选择对批评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真想营造出一个健康的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光有这一条原则是不够的。而事实上现在这个让双方都不长脸面的事件，恰恰就是片面强调这个原则的结果。什么叫“片面”？你有选择的权力，但同时你还有做出优化选择的责任。虽然你有权做出不那么好直到很不好的选择，但你还有、更有做出较好、直至很好、最好选择的责任。我们当然可以希望被批评者更多一些宽容乃至容忍，但我们首先还是希望批评者懂得自律。批评者可以、而且最好是完全不考虑被批评者的反应，但是必须极认真地考虑你所写的是不是一篇好批评。什么是好批评？我在《我想要的“新批评”》里曾经提出，好批评应该是真读作品、真懂创作、真说实话的批评，原以为这就是起码的要求了，看来尚须加一个更起码的要求：批评要讲道理。讲不讲道理，决定一篇文章的品质；能不能把道理讲得具有说服力，决定一篇文章的质量。两者都重要，但品质更重要。看一篇文学批评是不是讲道理，有一个简明而有效的办法，就是看它是不是从文本出发。批评作家要从作品出发，批评作品要从文本出发，简称“批评要从文本出发”。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一般的原则，如果考虑到当下的实际状况，要改变说好的太滥说不好的又太少的不正常局面，让已经听惯了赞扬的作家能听得进相反的声音，还真得更加强调批评性的文章要讲道理，要有说服力。这确实有些不公平，但只要你是意在建设而非破坏，就得暂时接受这份不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是在一种很正常、很健康的生态背景下，翟业军先生的《迟子建创作局限论》（以下简称《局限》），最多也就是一篇品质欠佳、质量不高的批评文本，不会受到多少关注，写了发了也就完了，而在现在这种生态背景下，却是不能不予以关注、引以为戒了。
《局限》的致命伤就在于它不是从文本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我先捎带着承认一下，我以《局限》作为简称确实含有一点故意，因为这篇文章指涉的实非“局限”，而是某种“大限”。这个大限同时也是作为出发点的那个概念。行文当中确实提到了一些具体作品，但这些作品在行文中的逻辑作用并不是批评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坐实作为出发点的那个概念而举的例子。更糟糕的是，这个概念本身还是一个未被定义也无法定义的概念。这个没有定义的概念叫“复制”。
我能意会，我想大家也都能意会，“复制”指涉的是某种作品之间相像、相似的现象。同时我们也知道，对于这种相像、相似的现象，我们已经有一个通常在使用着的词语系列，包括从影响、借鉴、模仿、参照、套用，直到改头换面的抄袭，再到原封不动的抄袭等等。当然，这个系列的各个“档次”之间也有含糊不清、难以界定之处，但其间的基本区别，公众是有某种约定俗成的通识的。这种通识虽然不能保证大家的看法总能一致，至少可以保证发生不一致时有一个能够讨论、争论的共同基础。现在与我们劈面相遇的词语叫“复制”。它不在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系列之内。用电脑的人对它倒不陌生，实际上这也是人们接触这个词语最频繁的领域，但是在电脑上“复制”的结果是复制本与母本完全一样，连字体、字号都相同，相当于原封不动的抄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当它实际上已经被当作一个主要概念来使用时，使用者翟先生居然不觉得有必要给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甚至不打算告诉我们他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就直接指称迟子建的《树下》是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复制。这儿我不得不讲一个最起码、更起码的问题：任何概念都必须在有严格定义的前提下才能使用，否则，由此导出的结论必定是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毫无意义的废话。翟先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话是这样表述的：“此种挪用说重了是复制，说轻了是化用，是融会贯通。说法大可不同，原创精神的缺失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论者自己都这样漫不经心地对待他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我们往下还能指望什么呢？“挪用”、“化用”、“融会贯通”都是有通识的词语，各有各的“质的规定性”，相互之间有质的差别，而“复制”竟与它们都有关联，都存在质的一致性，对同一对象随便用哪个都可以，全看你是想往重里说还是往轻里说，那导出的结论还有一丁点儿的意义吗？在等号的一侧是个不确定值的情况下，它的另一侧放上任何确定值都不能使等式成立。“挪用”肯定与原创无关，但“融会贯通”就得具体对待了。这样一来，“复制”本身就是个没有定义的概念，你说是，我说不是，以何为凭？从何说起？说得清吗？先把问题搅浑，让别人说不清，就等于你已经说清了？应该承认，在这点上，翟先生还算比较老实，他在把问题搅浑以后，自己也傻乎乎地去试图说清，结果自然是把自己也搅在浑水里了。《树下》真的很像《日瓦戈》？翟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如果说很像，那倒是在表扬迟子建了，于是他说：根本不像；限于心智和情怀，迟子建读不懂也学不像。不像，又怎么坐实那个“复制”？就因为两者的主人公都有过一段漂泊的经历。由于“复制”本身没有定义，这样说对不对也就没有了意义。实际上主人公一生漂泊的小说绝非自《日瓦戈》始。是不是也可以据此认为《日瓦戈》是在复制《马丁·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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