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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峦到海洋 |
日期：2006-02-09 作者：迟子建 来源：文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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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部作品的诞生，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是需要机缘的。
首先，它必须拥有种子，种子是万物之母。其次，它缺少不了泥土。还有，它不能没有阳光的照拂、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出现，是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的。那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少年时进山拉烧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兽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歌唱。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的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的寂寞。
我曾以为，我所看到的那些众多的林业工人、那些伐木者才是那片土地的主人，而那些穿着兽皮衣服的少数民族则是天外来客。后来我才知道，当汉族人还没有来到大兴安岭的时候，他们就繁衍生息在那片冻土上了。
那片被世人称为“绿色宝库”的土地在没有被开发前，森林是茂密的，动物是繁多的。那时的公路很少，铁路也没有出现。山林中的小路，大都是过着游猎生活的鄂伦春和鄂温克人开辟出来的。始于六十年代的大规模开发开始后，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运材路一条连着一条出现，铁路也修起来了。在公路和铁路上，每天呼啸而过的都是开向山外的运材汽车和火车。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代了云朵。其实开发是没有过错的，上帝把人抛在凡尘，不就是让他们从大自然中寻求生存的答案吗？问题是，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
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伐木声虽然微弱了，但并没有止息。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片原始森林出现了苍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稀疏的林木和锐减的动物，终于使我们觉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索取得太多了！
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山林中的游猎民族。具体点说，就是那支被我们称为最后一个游猎民族的、以放养驯鹿为生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
有关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我们从前两年的报道中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当很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伟大时刻的时候，我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艾真寄来一份报纸，是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一篇文章，写她如何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艾真在报纸上附言：迟子，写吧，只有你能写！她对我的生活和创作非常了解，这种期待和信任令我无比地温暖和感动，我马上给她打了电话，对她说，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也做了一些资料，但我想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写。
我其实是在等待下山定居的人的消息。我预感到，一条艰难而又自然的回归之路，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2
我觉得是去看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现状的时候了。在哈尔滨休息了半个月后，在呼伦贝尔市政府的协助下，我在八月份来到了内蒙古。我的第一站是海拉尔，事先通过韩少功的联系，在那里得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鄂温克著名小说家乌热尔图。他淡出文坛，在偏远一隅，做着文化史学的研究，孤寂而祥和。我同他谈了一些我的想法，他鼓励我下去多看一看。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驱车去了满洲里、达赉湖，然后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根河市。
我的预感是准确的。在根河的城郊，定居点那些崭新的白墙红顶的房子，多半已经空着。那一排排用砖红色铁丝网拦起的鹿圈，看不到一只驯鹿，只有一群懒散的山羊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逛来逛去。根河市委的领导介绍说，驯鹿下山圈养的失败和老一辈人对新生活的不适应，造成了猎民一批批的回归。据说驯鹿被关进鹿圈后，对喂给它们的食物不闻不碰，只几天的时间，驯鹿就接二连三地病倒了。猎民急了，他们把驯鹿从鹿圈中解救出来，不顾乡里干部的劝阻，又回到山林中。我追踪他们的足迹，连续两天来到山上的猎民点，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鄂温克猎民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歌手，他们能即兴歌唱。那歌声听上去是沉郁而苍凉的，如呜咽而雄浑的流水。老一辈的人还是喜欢住在夜晚时能看见星星的希楞柱里，他们说住在山下的房子里，觉都睡不塌实。而年轻的一代，还是向往山外便利的生活。他们对我说，不想一辈子尾随着驯鹿待在沉寂的山里。鄂温克人不善掩饰，他们喜怒形于色。有一次我提了一个他们忌讳的问题，其中的一个老女人立刻板起脸，指着我大声说：建建是个坏蛋！（在那两天，他们都叫我建建。）而当我与那个老女人聊得投机时，她依然是亲切地叫我一声“建建”，然后捏出一撮口烟，塞进我的牙床里。当我被辛辣的烟味呛得跳了起来的时候，老女人就发出快意的笑声，说：建建是个好人！
在那无比珍贵的两天时间中，我在鄂温克营地喝着他们煮的驯鹿奶茶，看那些觅食归来的驯鹿悠闲地卧在笼着烟的林地上，心也跟着那丝丝缕缕升起的淡蓝色烟霭一样，变得迷茫起来。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如今驯鹿可食的苔藓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即使回到了山林，但搬迁频繁，他们和驯鹿最终会往何处去呢？
3
回到哈尔滨后，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到了年底，创作的激情已经闪现，我确定了书的标题《额尔古纳河右岸》，并且写下了上部的开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一个我满意的苍凉自述的开头。不过，确定了叙述方式和创作基调后，我并没有接着进行下去，因为春节的脚步近了，我想把它带回故乡，过完年以后再写。我觉得它应该是部一气呵成的作品，它还该是一部有地气烘托着的作品，那么春节后在故乡用完整的时间营造它是最理想的了。
除夕爆竹幽微的香味还没有散尽，正月初三的那一天，我便开始了长篇的写作。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一带覆盖着积雪的山峦，太阳一升起来，就会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书桌前，晃得人睁不开眼。如果拉上窗帘的话，就等于与壮美的风景隔绝了。于是我把厨房的方桌搬来，放置在书房进门的地方。这样我倚着北墙，中间隔着几米可以削弱阳光强度的空间，仍然能在写作疲劳时抬眼即可望见山峦的形影。
方桌上摆着一盆我爱人生前最喜欢的花，它纷披的嫩绿叶片常常在我落座的一瞬或是拿茶杯的时候，温柔地触着了我的脸或手。写作是顺畅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我每天早晨八点多起床，早饭后，打扫过房间就开始工作。到了中午，简单吃点东西后睡个午觉，起来后接着工作。到了傍晚，我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一路欢快地奔向住在姐姐家的妈妈那里，饱餐一顿。她每天都会为一家人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她说我写长篇费脑子，所以总想在饮食上给我补足了。对着餐桌上的山珍野味，我总要喝上几杯红酒。家人怕我晚上回去后又要接着写作，总是以菜好为借口，鼓励我多喝几杯，想让我醉醺醺地回去后只有一个睡的心思。但我从不上当。我每天晚上还要写两个小时呢。我弟弟知道我喜欢吃鱼，便与打鱼人联络好，只要捕到了新鲜鱼，就打个电话给他，唤他来取。温暖的亲情和可口的饮食，使我的身体和精神一直处于最佳状态。
写累了的时候，我常趴在南窗前看山峦。冬天的时候，山下几乎没有行人，有的只是雪、单调的树和盘旋着的乌鸦。有的时候，我会在相对和暖的黄昏去雪地上散步。我满眼所见的苍茫景色与我正写着的作品的气息是那么的相符。
三月底，快完成中卷的时候，我回到了哈尔滨。一出站台，面对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情景，我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单，那么的忧愁，看来小说所弥漫的那股自然而浪漫的气息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深入到我心灵中了。我在哈尔滨只待了三天，马上又返回故乡。我觉得这部长篇只有面对着山峦完成，才是完美的。
故乡对我来说，就是催生这部长篇发芽、成长的雨露和清风。离开它，我的心都是灰暗的。
我很快又从那连绵起伏的山峦中获得了信心和灵感，回到创作中。
在小说将要完稿的时候，我爱人三周年的忌日到了。我没有去他的坟前，因为从他离开的那天开始，一座年轻的坟就沉甸甸地压在了我的心头。那天晚上，姐姐、弟弟和姐夫陪着我来到十字路口，我们遥遥地静穆地祭奠着他。被焚烧的纸钱在暗夜中发出跳跃的火光，就像我那一刻颤抖的心。
我感谢亲人、大自然和写作。这几年，是他们为我疗伤的。
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初稿就完成了，这种酣畅淋漓的写作状态在近十年中是少见的。写完尾声《半个月亮》的时候，是五月七日的正午，我锁上门，下了楼，一路疾行到了姐姐家。妈妈见我进来，非常吃惊，说，你怎么中午回来了？我对她说，我的长篇结束了！妈妈笑了，马上拿过一个杯子，倒了一些红酒，递给我说，庆祝一下吧！我在喝那杯酒的时候，无比地幸福，又无比地酸楚。因为我告别了小说中那些本不该告别的人。
初稿完成后，受王蒙先生的邀请，我来到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做这部长篇的修改。我是这所大学的驻校作家。海洋大学为我提供了生活上便利的条件。在小说中，我写的鄂温克的祖先就是从拉穆湖走出来的，他们最后来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山林中。而这部长篇真正的结束又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我小说中的人物跟着我由山峦又回到了海洋，这好像是一种宿命的回归。(本文为该书跋,有删节)（《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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