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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莱克夫妇导演的中国影片
日期:2006-11-04 作者:许步曾 来源:新民晚报
雅克布为蓝兰(左二)、英茵(左三)、张雪梅(左四)说戏
初到上海的佛莱克夫妇
路易丝(左一)、费穆(左三)、雅克布(左四)、蓝兰(左五)
刊登在《申报》上的《世界儿女》电影广告
费穆题词的《世界儿女》海报
1941年10月3日,上海的报纸登出了大幅广告:明晚9时1刻将在金都大戏院举行欧洲名导演佛莱克夫妇来华后第一部作品、故事片《世界儿女》的首映。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该片在上海引起了很大轰动,还差点成为踏入国际影坛的首部中国电影,但出于种种原因,直到半个世纪后,影片才得以重见天日。
1 火爆之后 导演夫妇销声匿迹
《世界儿女》的故事讲的是1927年北伐成功后,一位退役军官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孩子住在上海,一个是他的儿子国新(张翼饰),一个是他亡友的遗孤时中(司马英才饰)。他们家里还有一户房客,是一对夫妻带着一个领养的孩子阿莲(英茵饰)。养父(石挥饰)常逼着小阿莲出去卖花。
不知何时,阿莲一家搬走了。十年后,租界沦为“孤岛”,国新家又来了一位新房客——女看护清华(蓝兰饰)。时中已从医校毕业,一心想从军的国新在家中养伤。伤愈以后,清华、时中约国新到舞场祝贺,重遇了被养父强迫做舞女的阿莲。同时清华也认出阿莲是她的小学同学。在三人的合力劝说下,阿莲鼓起勇气,与养父断绝了关系,并在国新父亲的保护下,考进了看护学校,毕业后进入儿童疗养院成了最好的看护。
国新和时中都爱着阿莲,但阿莲只钟情于国新。国新为了成全时中,不辞而别,多年音讯全无,大家都以为国新不在人世了。终于在清华的撮合下,阿莲和时中宣布订婚。就在此时,国新突然归来了,他不愿破坏时中他们的幸福,决定再次悄悄离开,却被清华发现。正当国新准备登船离开时,清华、时中和阿莲赶到了江边。于是四人一同踏上旅途。
《世界儿女》在金都大戏院首映后,又从当年11月29日夜场起,在国联大戏院放映。观众空前踊跃,卖座率节节攀升,以至于该戏院不得不将预定放映的下一部影片《古中国之歌》延期。
从报纸广告看,《世界儿女》原定放映至当年的12月9日结束,但是12月8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公共租界也被日军占领,上海的报纸都停刊了,《世界儿女》是否能圆满地完成预定的放映计划不得而知。
当时上海的电影都是夜场首映,然后每天放映四场,星期天加映早场。由此算来,《世界儿女》在“金都”放映12天,在“国联”放映约11天,总共放映超过了90场。
此后,《世界儿女》就销声匿迹,不知下落。佛莱克夫妇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出现于公开场合。
2 欧洲名导 被圈入犹太隔离区
佛莱克夫妇为何千里迢迢,从欧洲到上海来拍片呢?事情要从希特勒在德国和奥地利疯狂迫害犹太人说起。
路易丝·佛莱克(Louise Fleck,1873——1950),本姓瓦尔泰,出生于法国里昂的贵族世家。她与前夫安东·科尔姆于1908年在维也纳创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电影企业——奥匈影业公司。他们雇用了摄影师雅克布·佛莱克(Jakob Fleck,1881——1953)为助手。科尔姆死后,路易丝又嫁给了佛莱克,拍了很多影片。后来夫妻俩又前往德国发展,导演拍摄了更多影片,名声鹊起。佛莱克夫妇曾在德国乌发公司(U-FA)导演过许多影片。乌发是德国环球电影股份公司的缩写。默片时期,该公司的出品在艺术上最为突出,技术也最为精良。当时乌发公司拥有世界上设备最先进的摄影棚,他们注重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聘请国际知名的导演参加工作。
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后,由于雅克布的犹太身份,他们回到了维也纳。尽管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地下势力也很强,对佛莱克夫妻的工作不断阻挠、破坏,但他们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他们在奥地利和德国共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著名的有《一绅士》《春之晨》《快乐舞》《吉泼之父》《霍夫曼故事》《吾王》《拾级而登》等等。而《拉萨夫人之女》和《虚浮医生》则是分别在法国和匈牙利拍摄的。其影响远播法、英、意、匈、捷等国。
1938年4月,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佛莱克夫妇被关进了德国的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经友人营救获释,后来到上海。当时上海是德、奥犹太难民唯一能安生的避难之所,入境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经济担保。
佛莱克夫妇刚到上海时,住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173弄内,那里又名花园公寓,是闹中取静的高档住宅区。他们使用印有地址和电话号码的信笺。上海戏剧学院已故教授陈绍周说,他第一次见到佛莱克夫妇就是在那里。附近有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有供应德式西菜的来喜饭店,有闻名上海的西摩路菜场,有卖高档皮裘的西比利亚皮货店和平安大戏院。
当时的上海电影圈中,没有什么人听说过佛莱克的大名,也不知道声名显赫的乌发公司,上海人所熟悉的只是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人。处境尴尬的佛莱克急中生智,想到了他的学生——好莱坞大明星保罗·茂尼(Paul Muni,1895——1967)。保罗·茂尼曾经效力于乌发公司,在佛莱克的导演下演戏,后来到好莱坞发展,随即大红大紫,多次获得奥斯卡等奖项。于是,佛莱克介绍了自己与保罗·茂尼的关系,并展示出数十幅师生合影,这一招果然灵验,上海电影界立刻另眼相看。
在上海,佛莱克夫妇除拍摄《世界儿女》之外,还创作了《世界向我们敞开》等影片,但似乎都没有机会公映。他们在上海的工作,一直得到好莱坞著名喜剧导演刘别谦(Ernst Lubitsch,1892——1947)的支持。刘别谦也是犹太人,先前亦在德国拍片。
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当局宣告,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建立了犹太人隔离区,并限令自1937年以来由德奥等国到上海来避难的犹太人,一律在三个月内迁入。佛莱克夫妇也同其他犹太人一样被迫搬进了隔离区,住在茂海路(今海门路)630号。那里原是一座仓库,被俄罗斯犹太人办的上海阿兹肯纳齐合作救济会租下,隔成一间间10多平方米、形似鸽笼的小房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佛莱克夫妇经过多年隔离区生活的折磨,已经穷困潦倒,再也没有能力从那里搬出去了。从1941年到当时,路易丝的体重从120磅骤减到了83磅,雅克布从162磅减少到110磅。日寇每星期配给的食品只够吃两天的,他们不得不变卖衣服换钱糊口。寒冬腊月,他们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请友人赶快给他们寄钱、寄衣。
佛莱克夫妇至1947年才离开上海,回到维也纳。那时雅克布66岁,路易丝74岁,他们似乎都没有再从事影视创作。路易丝于1950年去世,享年77岁,雅克布1953年离世,享年72岁。
3 傲气渐消 敬佩上海滩艺术家
《世界儿女》创出了票房佳绩后,被称为世界电影史上的“奇”片。美国电影理论和电影史著名学者陈力(Jay Leyda)在其著作《中国电影史》中说:“本片能够拍成是上海电影界的骄傲……影片拍得规矩健康,富于人情味而摆脱了上海时装片那些哗众取宠的低级格调。”
的确,佛莱克夫妇在创作该片时很多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与当时流行的“软性”电影有明显区别。比如在照明方面,佛莱克夫妇不喜欢用聚光灯,而善于用泛光,所以影片的画面都比较明快。又比如,《世界儿女》中的多首插曲,采用的都是舒伯特等著名音乐家创作的浅近通俗的古典小品,因而特别受乐迷喜爱。
像佛莱克夫妇这样的外国导演在中国拍片,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障碍。雅克布初来乍到,只会说德语,用英文表达的电影术语只会三个词:“open(开始)”、“lamp(灯光)、“camera(开机)”。其夫人通晓德、法、意语,英语却不在行。据说,他们和《世界儿女》的编剧兼制片主任费穆之间,就曾遇到过语言沟通的困难,幸好那时话剧、电影两栖名导演黄佐临伸出了援手。笔者曾于1992年1月,专为此事走访了黄老。他回忆当年的情形说,费穆虽然在北平法文高等学校读过书,又自习过英、德、意、俄等多国语言,但要把自己的想法讲深讲透还是力不从心。于是费便向黄佐临求援。黄老在英国专攻戏剧多年,用英文表达对影片创作的想法,当然游刃有余。他便按照费穆的意思,条分缕析地写成书信给佛莱克夫妇。看到黄佐临奋笔疾书的样子,费穆戏言道:“你写信怎么像西医开药方一样。”当时的西医开方很少有成药,都是开几种药的合成,病家须将方子拿到药房,由药剂师配成药,费穆故有此言。
陈绍周曾在《世界儿女》中饰演配角,并兼任布景师。他生前曾回忆说,佛莱克夫妇初到上海时,虽然是脚跟尚未站稳的流亡者,但仍带有欧洲名导演的傲气,不把上海电影人放在眼里。后来,通过与费穆、英茵、石挥等人的合作,他看到了中国同行的功力,才不再存小觑之念。
佛莱克曾故意考验陈绍周的能力,他问陈:5天工夫能搭好一台布景吗?陈绍周回答:“哪用得着5天,一个晚上就够了。”当晚,陈先去看了场夜场电影,然后回来热火朝天地干了一夜,到天亮大功告成。陈绍周刚洗完手,就听到敲门声,是佛莱克派助手来验收成果了。接到助手的汇报后,佛莱克钦佩地对陈绍周说:“你这样的本领,到欧洲准能发财。”除了与中国电影人合作,佛莱克夫妇自己也带来一个班底,其中有一个叫John Koppanyi的人给陈绍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个人有个中国名字叫高朋义,他和张汉臣、陈绍周一起在《世界儿女》剧组中搞美工。高朋义刚来时,英文说得并不好,但不久就突飞猛进。
佛莱克夫妇原打算为《世界儿女》配上英文对白,推向欧洲和美国放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该片有中英文两套片头得到印证。在当时剧组的演员中,有石挥等三个演员可以胜任英语配音,至于其他的配音人员,佛莱克想在上海的四大公司中物色。那时大百货公司的营业员都要求能说英语和广东话。佛莱克的招聘广告在报上刊登后,真有姊妹两人前来应聘过。如果这一计划没有夭折于日军无情的战火中,那么《世界儿女》可能是第一部踏入国际影坛的中国影片。
4 吞服鸦片 女主演自杀为殉情
《世界儿女》中饰演阿莲的女演员英茵,凭借其在该片中的精彩表演,赢得众口交赞,好评如潮。
但令人意外的是,《世界儿女》于“国联”上映仅一个多月,1942年1月19日,英茵竟在上海国际饭店吞服鸦片自杀,随即被送往附近的宝隆医院(其原址为现在的长征医院)抢救,但仍回天乏术。英茵最终实现了她遗言中所说的“总休息”。她成了继艾霞、阮玲玉之后,又一位自杀身亡的女演员。举行追悼会的那一天,她停灵于万国殡仪馆,从馆内到馆外的胶州路上,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们。英茵的离开,在当时留下一抹疑云。原来,英茵有个情人叫平祖仁,是重庆方面派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专员。来沪后,平祖仁住在辣斐德路克莱门斯公寓(今复兴中路1363弄),碰巧成了英茵的邻居。两人很快从相识到相爱。后来,平祖仁被汪伪76号特务机关逮捕。英茵不顾自身安危,四处托人设法营救,但最终未能成功。平祖仁被杀害后,悲痛绝望的英茵募款安葬完心爱的人后,殉情而去。
1986年11月,《世界儿女》“消失”了45年后,在香港举行的“石挥电影回顾展”上重新被人提起。这个回顾展由香港电影文化中心主办,他们约请黄佐临撰写了《稀有的表演艺术家——石挥》一文。举办者在会上介绍了石挥导演、参加演出的16部影片,其中就有《世界儿女》。可惜没能找到该片的拷贝,所以未能重映此片,只得临时抽掉。
又过了七八年,维也纳举行国际电影周时,尘封了半个世纪的《世界儿女》终于重见天日。在电影周上,还介绍了佛莱克夫妇的生平和电影艺术成就。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佛莱克夫妇避难上海期间,与中国电影艺术家共同创作的影片《世界儿女》。
摘自《上海滩》2006年第11期
本版照片由维也纳制片人PaulRosdy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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