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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丹尼尔:21世纪的开放大学

日期：2004-12-12 作者：约翰·丹尼尔 来源：文汇报
    ——约翰·丹尼尔教授在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8届年会上的讲演（节选） 
 
    一、开放大学在全球的进展 

    全世界所有开放大学可以为它们在过去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骄傲。但是时代在变化，新世纪要求我们面对新的挑战和承担新的使命，永远保持“人人享有优质教育”的前瞻眼光。 

    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发现，亚洲开放大学协会是远程教育工作者最有效且兴趣盎然的国际组织。共同地域和使命把你们这些院校紧紧结合在一起。你们中某些院校的办学规模引发了敏锐智慧和共享目标，这些都将在此进行深入探讨。 

    接受此次会议组织委员会的邀请时，我依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管教育的助理总干事，随后我去了英联邦学习共同体。我认为，只要在理念和实践中有推进基于技术的教育、特别是远程教育的机会时，英联邦学习共同体确实是一个好的去处。 

    其次，能再次回到中国，来到上海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是我的极大荣幸。正如伊恩·布朗在《上海惊奇》中所写的：“我对上海的突然加速发展以及人们努力卓绝的工作感到惊异乃至惊奇。”这其中就有多年来努力工作并取得了成功的上海电视大学教职员工们。我很高兴为新的“学习广场”的正式启动而祝贺张德明校长及其同事。 

    我明白，在开放与远程学习领域，我已经开始步入老一代行列，因为从我第一次接触到开放与远程学习起，至今已32年了。身为蒙特利尔大学冶金工程学的助教，我在1972年夏以访问实习的身份在英国开放大学渡过。这一次经验改变了我的人生。英国开放大学宏大的规模和广阔的学科范围，师生的专注和献身精神，以及对技术和媒体的应用，是我在通向开放大学米尔顿·凯恩斯校园路上的重大发现。 

    它揭示着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我急欲成为这场革命的一分子。在我回到加拿大后很快就参加了创办远程大学的小组。正在远程教育开始启动之时，我非常荣幸地站在了其起步阶梯上，从此我拥有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人生，目睹了开放与远程学习的巨大发展，并为其进步做出了自己小小的一份贡献。我最大的满足就是看到了开放大学从其历史性的诞生到如今取得的卓越成就。 

    在我离开英国开放大学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开放大学在英国大学教学质量排名中位列第5名，刚刚排在了我的母校牛津大学前。当时开放大学的注册学生数已经远远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宣布创办时全英国所有大学注册学生的总数。 

    我看到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如今已经拥有100万注册学生，并且成为全印度各邦立开放大学与日俱进的网络联盟的中心。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如今正准备通过启用印度新的卫星频道实现更大的目标。 

    我观察到我们的主人——上海电视大学并十分赞赏其艰难的转型：从原来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其中注册的学生据说主要来自国营的企事业单位，转向了如今的市场体系。同时我也非常赞赏上海电视大学实现了向电子世界的转移，见证了这一新的学习广场。我还想追加说的是，我自己如今拥有的最有用的设备之一就是去年“巨型大学峰会”时这里的技术人员在我演讲时递给我的数据显示遥控器。我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小器具，但如今我到处带着它。谢谢你，上海电视大学！ 

    最后，我可以提到的是阿萨巴斯卡大学。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当该校副校长时，我不得不致力于为西部加拿大的学术首府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承认阿萨巴斯卡大学的学分打下基础。如今的阿萨巴斯卡大学名副其实地成了加拿大的开放大学，在与其他大学比较时，该校的课程设置及其服务质量稳定地名列加拿大大学的前茅。 

    所以，全世界所有开放大学可以为它们在过去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骄傲。但是时代在变化，正如这次会议的标题指出的，新世纪要求我们面对新的挑战和承担新的使命，永远保持“人人享有优质教育”的前瞻眼光。 

    我为这次演讲取名为“从三角形到五边形：21世纪的开放大学”。许多人都知道我喜欢借助规模、成本和质量这三个矢量构成的铁三角形来普遍地说明教育技术、特别是开放与远程学习的成功。这三个矢量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将增加两个矢量，将目前开放大学面临的挑战描述为一个五边形。 

    二、一个变化中的世界 

    从逻辑上讲，世纪或千年的转换并没有理由一定要导致世界的变化，因为那只是年历上的一个数字。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请允许我对开放大学在面对新挑战的当今世界做出某种评论。从逻辑上讲，世纪或千年的转换并没有理由一定要导致世界的变化，因为那只是年历上的一个数字。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了网络公司的繁荣，特别是在美国。其他国家正担心自己会越来越落后于美国经济。美国的乐观主义者们断言经济学的规律已经被取消，网络经济的繁荣将永无尽头。当然，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还没有等他们天花乱坠地说完，网络经济的泡沫已经破灭。经济学规律相当残酷无情地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坚如磐石。 

    随后来了本·拉登。他的基地组织成员在“9·11”的行动并不是针对近年来取得的大多数重大发展，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拉登可怕的存在已经将这些全球性的变化投射为一种极端的解脱。 

    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美国已经开始收缩自己的世界。作为一位前布什政府的官员，理查德·哈阿斯在前不久写道：美国“在军事上扩张，财政上欠债，在国内分裂和国际上孤立”。美国最近的行为正在使它丧失世界的尊敬，作为证据的一个事例就是前往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锐减，但印度除外。无论这是因为美国采取不欢迎的态度还是许多学生失去了前往美国的兴趣，结果都一样，那就是两边的态度都已经发生变化。 

    在我加盟英联邦学习共同体时我惊奇地发现：当我的同事们要从温哥华前往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时，他们不得不选择由香港转机的较长航线，只是为了避免办理经过火奴鲁鲁或洛杉矶转机可能遇到的来自美国官方的麻烦。但从加拿大前往大洋洲要经由中国，则是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标志。 

    欧洲一直在为其自身雄心勃勃的国家联盟的扩张而奋斗，日本则刚刚开始从导致其国际地位下降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21世纪之初，看来成全了两个国家的神话：中国和印度。查理·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的开卷语中曾正确地告诫人们：“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和不确定的世界，但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占有人类最大人口比例国家的人民正在迅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受人尊敬的国际趋势的引导者，如今是新加坡资政的李光耀，最近告诫他的同胞：我们从今往后不应考虑将要花多少时间去赶超北美和欧洲，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印度和中国。今天，我将接受李光耀资政的忠告，并应用印度作为在这个世界上演进的亚洲开放大学的一个例子。 

    三、趋同的大学 

    政府越来越将大学和学院看成单一的高等教育体系，期待所有院校都支持某些共同的目的和价值。在政府的头脑中，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开始趋同；在我们学生的头脑中，它们也正日益趋同。 

    如果我必须用某种单一的主要趋势来概括开放大学演进的新环境，那我认为是高等教育不同于传统的趋同，这部分地归因于电子学习带来的教学方法趋同。这一趋同，意味着政府越来越将大学和学院看成单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承认这一系统多样性的同时，政府如今期待所有院校都支持某些共同的目的和价值。在政府的头脑中，开放大学与传统大学开始趋同；在我们学生的头脑中，它们也正日益趋同。我们自己的工作必须反映这一现实。 

    我有时应用规模、成本和质量的铁三角形来解释巨型大学的成功。这一三角形假定社会和政府都希望实现更大的规模、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质量。可以回忆一下传统的课堂教育要同时应对上述三方面的要求是多么困难。这些基本要求依然存在，但是当今的政府又追加了另外两个。 

    我的三个矢量：规模、成本和质量依然存在，现在又增加了另外两个矢量：相关性和领导。我将探讨“相关性”和“领导”是如何被用于分析开放大学的发展，并给出进一步的分析。 

    印度的巨大优势之一是极大关注规划和政策框架。在我们自己的开放与远程学习领域，可能除了最近的南非，我知道没有其他国家能像印度那样将发展和扩展开放与远程学习完全纳入国家政策的框架。在印度的国家政策框架中，为开放与远程学习设定的目标是占全印度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40％，这就是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和许多邦立开放大学的发展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尽管上述政策的所有要素尚未完全实现。 

    这里我将重点讨论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政策的核心原理及其对开放大学的应用。 

    知识：驱动力 

    第一条核心原理是：知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近些年来我们因为经常听到这一说法，以致将它视为老调重弹。但是，这条原理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和印度决策的实际基础，因为中国正在集中发展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而印度则更集中于发展软件业和服务业。 

    这一原理的首要应用就在教育领域，即对学术理想、文化价值和理念的注重必须同商贸运作结合，注重跨国界教育和将知识转化为财富。在将教学同国家发展结合方面，开放大学已经有了良好的记录。然而，将知识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驱动力的另一个应用，是给予研究以更重要的地位，在这方面我们遇到的挑战更大。 

    英国开放大学创办后学术质量很快得到承认的主要缘由之一，是其创始时的副校长沃尔特·佩里自第一天起就将研究列入大学的主要使命。在创办时没有像英国开放大学那样受到强大的政治支持和获得高度自治的其他开放大学，可能发现要开展研究活动十分艰难。但是，我强烈要求你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去搞研究。你们的技术基础给了开放大学一种开展技术应用研究的相对优势，这对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21世纪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世纪，因为只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复杂问题。如果这一论点被证实，开放大学在这一领域同样具有一定的优势。 

    互联 

    印度高等教育政策的另一条重要原理是互联的重要性。互联的重要性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可以提高质量，因为互联可以使学生和教职工更容易获得世界范围的知识；二是可以促进平等，因为互联可以将农村学院和城市大学间的活动平台拉近拉平。除此，互联还可以丰富各地的学术和专业环境。 

    一旦开放大学联结了互联网，你们就处于了优势地位。只要你们看看现在所在的上海电视大学就会信服。而且，开放大学是高等教育界实现校园互联并且与我们的学生家庭大规模互联的第一批院校。所以，开放大学应该保持这一领先地位。 

    相关性 

    第三条原理是相关性，这已经被取作一个新矢量。在印度，83％的学生选择学习艺术、社会科学、法律和商业，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学科的学费较低。问题并不在学科本身。我刚引证了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主席的论断，21世纪将看到的是整个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复兴。问题在于这类学科太过经常地被廉价讲授，既没有较好的基础知识，也没有良好的学习材料，其结果是无法给学生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最起码的就业或自主开业的常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印度的国家政策是求助于综合学习，即学生在攻读某个正规学位的同时辅修一个就业取向的文凭，并且鼓励跨院校注册学习。 

    我观察到某些开放大学在这一方向上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在很久以前就将其课程设置从传统学位教育转向面向社会实践的文凭和证书教育。一些开放大学已经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同时在其他院校注册学习。开放大学在开发课程材料，包括电子学习材料方面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些材料可以被用来提升所有院校的教学项目。 

    领导 

    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实现一种艰难的平衡：一方面，政府承认在一种大家认同的财政和领导体制中给予院校较大的自主权，使之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利益又要求政府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 

    印度实现了从1950年时的10万大学生到如今的900万大学生的巨大进步，政府并不是端坐着无所作为而听任市场力量去无限扩张高等教育系统，而且为了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平等也需要政府的干预。今日的印度有23％的大学生是其家庭中第一位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员，而在1950年这个比例数只有0.5％。 

    现在，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寻求更多的私人资金投入，以期保持迅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并实现私立和公立的平衡。对于政府来说，挑战在于制订法规体系来保护消费者的革新精神和创造性免受遏制。开放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实现它们自身的来自公众和私人资金之间的平衡。在这方面你们处于令人羡慕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创办一所国立或州立（邦立）开放大学是公众为追求卓越做出的干预，反映了政府为其人民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决心。另一方面，私立的开放与远程学习机构在历史上早于公立院校。开放大学从其性质上看比校园大学更多商业运作。我发现，当开放大学副校长比当牛津大学副校长更令人满意，因为开放大学比起牛津大学，在学费收入、从而对院校的运行方面有更多控制权。 

    你们中某些开放大学的一个巨大优势，就在于这些院校的运行大部分或全部依靠学费收入。这使你们在同你们的教育部长对话时更加友好，如果你们去见部长是为了从公众资金中分割一份，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有时曾想，如果英国开放大学当初更商业化些，也许就可能使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创建的美国开放大学获得成功。但是，我们发现使美国开放大学财政独立所需要的投资对一所公立院校来说过分巨大，以致会使它处于危险境地。 

    所有开放大学都是复杂的组织，而且其中某些规模很大，这就意味着它们的领导和管理通常都较好。开放大学抑或运行得很好，抑或完全不运行。印度的某些邦立开放大学在数年中默默无闻，直到一位充满精力和活力的校长的到来，才将学校引向发展和成功。有几位尽职成功的领导今天也在我们中间，让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 

    规模 

    我在结束前论述我对其他三条边的一些新认识，它们构成了我提出的“铁三角形”。政府一方面要求你们继续扩大规模，另一方面还要求你们采用新技术并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这里我希望你们记住：政府的这两项要求并不总是配合默契的。巨型大学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建立在大众媒介基础上的。互联网不是大众媒介，而是一对一的媒体。互联网在质量和相关性方面确实能够带来巨大贡献，但如果过分依赖于它，那你们对增加教育机会和扩大教育规模的承诺就会落空。正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亚洲（如印度）的开放大学越来越多地使用广播电视这一大众媒体来发展开放大学。 

    我的第二个论点是：等待你们的还有一个提交到国际发展日程上的全新使命，我指的是新千年的发展目标。所有这些目标，无论是解决贫困、饥饿、小学教育、健康问题还是环境保护问题，如果要真正实现，就离不开极力提高全民学习。这意味着，为千百万农民送去有用的和他们期望的信息；对千百万教师进行培训和再培训；为千百万公众、尤其是母亲和年轻人送去健康信息……传统教育方式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应用技术媒介的学习方式。开放大学正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和强者。 

    质量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如今都建有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而我们常常抱怨说这些体系加重了开放大学的负担。我自己的经验是：国家建有质量标准体系对开放大学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毫无疑问，英国开放大学的声誉就是受益于其在全国大学教学质量排名表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到第5位这一事实。英国开放大学受到了同英国其他大学一致的评价，而如果你们的质量保证体系尚不成熟或没有足够信息的话，你们没有必要自愿去参加全国统一的评估体系。比如在印度，国家评价和论证委员会每5年进行一次传统大学的总结性整体分级评价。我很理解，开放大学依然处于发展阶段，需要更多的信息和继续发展的时间。 

    我给你们的更一般建议是：永远也不要在质量前沿放松自己的努力。社会公众总是理所当然地随时间的推移对一所大学的声誉提出相应的更高要求。质量保证工作做好了，声誉就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在传统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在精英院校中，你们总会遇到敌手，他们会对开放大学的质量提出批评性评价。不要为他们的批评提供任何弹药，而要更多地对他们开放，邀请他们介入到你们的院校活动中来，如作为顾问、作为作者、作为电视主讲或辅导教师等等。邀请精英大学的高级学术人员参与你们的电视节目是特别有效的策略，因为大多数学术精英比较自尊，且喜欢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 

    成本 

    最后轮到成本。不管是否公平，反正政府总是期望开放大学的开支比传统大学少。政府特别喜欢的是你们的运行规模达到可以不需要公共财政支持而自立。这意味着你们要能够控制成本结构。新技术到来时要求新的投资，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新技术具有不同的成本曲线，即总成本随学生人数的变化规律是不一样的。在决策采用新技术媒体前务必做好各项准备。 

    要记住是哪些因素影响你们的整个教与学系统的效益和成本效益。这里的许多同事都知道我习惯于将一所开放大学的教与学系统看成是独立活动和交互活动的混合体。我的观点可以简述为：你们可以将技术混合应用，不同的技术对独立的和交互的学习有不同的作用。而且，自从马奎斯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论述应该实现独立与交互的适当均衡以来，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了。 

    四、开放大学的未来 

    千百万学生发现，开放大学独特地回应了他们对更大程度智能自治的需要和对提高自信心和自我满足感的需要。要看到，在未来年代中，寻求高等教育的人群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开放大学持续发展的机会。 

    我已经提出在21世纪前期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强国将在世界事务中产生特别影响。对于一所亚洲的开放大学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希望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将继续作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协会和开展合作的有凝聚力的平台而存在。本月初，《经济学家》提及印度及其邻国之间在版图上的不对称，称之为“大象周围的飞蝇”。我希望，该地区巨大的开放大学不要将规模小的伙伴视作“飞蝇”，更不可纵容学术新殖民主义或知识帝国主义。你们已经从合作中赢得很多。 

    总之，要记住你们是开放大学。“开放”一词的精确解释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这里它可能指入学的开放；也可能是指教育学意义上的开放，即将学生作为智力上平等的主体对待；有的地方则可能指给予学生特别的灵活性，让学生设计自己的智力发展途经。 

    然而，是你们开放大学定义了自己的开放性，所以我建议你们要珍重它、滋养它并发展它。现在的大学都在发生着变化，其他大学也会声称像你们那样要开放。我们大家应该为此而高兴，因为开放大学首创的价值革命已被整个体系采纳了。但是，在新环境下重新诠释开放性的职责依然落在开放大学身上。排他性的观念，对待学生的态度——在最好时是家长式的，在最坏时则是权贵式的，以及将学生视为灌输容器的观念，所有这些传统理念在学术世界都是根深蒂固的。 

    你们应该是对开放的理念能高瞻远瞩的人。你们应该是革新开放大学理想的人。即使开放大学的某些特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开始淡化，你们依然有责任将开放性保持为一种独特的理念。千百万学生发现，开放大学独特地回应了他们对更大程度智能自治的需要和对提高自信心和自我满足感的需要。要看到，在未来年代中，寻求高等教育的人群会越来越多，他们是开放大学持续发展的机会。 

    讲演者小传

    约翰·丹尼尔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西方高等教育界杰出的领导人、决策者和行政管理首脑，国际开放远程教育界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长期供职加拿大高等教育界，先后出任加拿大阿萨巴士卡大学副校长，肯喀迪亚大学副校长。1984至1990年，出任加拿大劳伦梯大学校长。1982至1985年，担任国际远程教育协会主席。1990至2001年，任英国开放大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1994年获英国女王授予的“圣约翰·丹尼尔”荣誉爵士称号。2001年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2004年5月退休，应聘担任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主席。1998年起受聘为上海电视大学顾问教授。

    “开放”一词的精确解释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这里它可能指入学的开放；也可能是指教育学意义上的开放，即将学生作为智力上平等的主体对待；有的地方则可能指给予学生特别的灵活性，让学生设计自己的智力发展途径。然而，是你们开放大学定义了自己的开放性，所以我建议你们要珍重它、滋养它并发展它。现在的大学都在发生着变化，其他大学也会声称像你们那样要开放。我们大家应该为此而高兴，因为开放大学首创的价值革命已被整个体系采纳了。但是，在新环境下重新诠释开放性的职责依然落在开放大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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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丹尼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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