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08-20 作者：朱良文 来源：新闻午报

王稼祥感人肺腑地说，面临当时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我想啊想啊，觉得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我觉得如不呈诉自己的意见，那并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如不提出意见，中国若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将后悔终生。”他这种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今年8月15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王稼祥除了在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外，还有几件大事载入了党的史册。  　　1935年在红军长征途中，王稼祥为促成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对中央的领导，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借着共产国际的名义，想攫取中央的主要领导权，并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给党中央造成很大困难。1938年7月底，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意见：“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43年7月，王稼祥抱病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第一人。  　　1949年10月5日，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10月19日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王稼祥担任了十余年中联部部长。  　　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王稼祥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孜孜好学，重视调查研究，勤奋思考问题，高度对党对革命负责，对重大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曾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搞武装斗争的经验，有普遍的国际意义。王稼祥总结了我们在政治上帮助有些国家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大胆地提出：“应当正确地应用马列主义、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于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  　　1962年，王稼祥为了纠正对外政策和策略上左的错误，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因此被扣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的罪名，并横遭批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稼祥受到几年的持续批判、斗争、折磨。1974年1月含冤逝世。  　　提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意见  　　从1960年起，中苏关系很快地恶化并走向破裂，为了揭露苏联不反帝，我们高举反美帝的旗帜，对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都要发表谈话、声明或举行盛大集会表示坚决支持。1961年5月，美国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越南已派部队去南越和老挝。我们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国同印度在1959年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内的经济情况十分严峻，从1959年起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由于几年来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我们的一些“左”的做法，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  　　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上四面树敌的严重形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心急如焚，本着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经反复思考，形成了对外工作的一些想法。于1962年年初开始，他亲自动手、口授和修改，主持起草了十个文件，大部分没有上送，而是由王稼祥和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签送的以《党内通讯》形式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同志。王稼祥在这些文件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1）我们对外政策首先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服务，因此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王稼祥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创导的，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2）中苏关系。王稼祥认为要尽可能争取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美国最怕的是苏联，特别是中苏团结。要掌握团结反帝的旗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仍然必须服从于团结反帝的大局；互相不公开批评对方的内部事务，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把修正主义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直接的批判；总起来说，要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范围内进行斗争，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的指挥棒。（3）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王稼祥认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我们对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中国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朝鲜战争时，战火没有扩大到中国东北，主要是美国怕苏联参战，现在情况不同了。因此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就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关系。王稼祥指出，为了争取印度人民，便利于印度主张印中友好的进步力量的斗争，我们需要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打开目前的僵局。印度不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帝。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的旗帜。（5）支持各国人民革命问题。王稼祥认为对别国的革命应该积极支持，但是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认为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没有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不同，它由于有外交关系，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相反地只能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能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推动别国革命的主力，否则将导致打到别国去进行革命战争。  　　王稼祥勇敢地提出对外政策的建议，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样做也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权利的。  　　被错误地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  　　王稼祥受到批判的导火线是，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裁军与和平大会。王稼祥认为，在裁军大会这样的场合，我们讲话的侧重点要把和平问题讲透。我们不仅要团结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也要争取主张和平、裁军的力量。会后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做法“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这次大会后不久，就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包括预备会议。毛泽东在1962年9月14日华东组的《简报》上批了：“可看，很好。”《简报》中讲：“××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缓和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就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王稼祥同志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主张“三和一少”。毛泽东强调：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  　　后来权力极大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又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康生偕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还到中联部去煽动批判“三和一少”，斗争王稼祥。  　　极“左”思想曾使对外工作走上歧途  　　批判“三和一少”搞“三斗一多”的结果，首先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加强了。  　　1963年6月，我党发表了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反修斗争“大反攻”的序幕。接着以评论苏共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开信的形式，陆续发表了九篇点名狠批赫鲁晓夫的文章，这就是《九评》。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参加。中苏两个共产党的来往从此中断。随后我们同原来全世界80个共产党中70个“修正主义”共产党，也中断了关系。  　　我们越来越强调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1964年起，国内加快了反修、防修，准备战争，“要作美苏分别从南北动手，加上日本、印度、蒋帮，敌人从四面八方来，美其名曰瓜分中国的最坏设想”。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最高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等等。1969年4月，中共九大修改后的党章，正式写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任务。  　　当时，还强行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中央批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首要任务，有的驻外人员甚至在所在国“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许多涉外事件，不问事实真相，无限上纲，动辄抗议，甚至轻率地主张断交，使我国同48个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纷争。最荒谬的是1967年6月至8月，发生了北京的“红卫兵”对四个驻华大使馆、代办处的“三砸一烧”事件：（1）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代办处的办公楼，揪斗了英国代办。（2）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3）游行队伍砸了印尼大使馆，焚烧了汽车等设备。（4）游行队伍砸了印度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殴打。对方也对我方采取了相应报复行动，甚至中断了外交关系（印尼）。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1969年秋到了战争的边缘。1971年中美开始改善关系，1973年我们开始实行“搞一条线”的政策：“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这是后话。  　　我国对外援助特别是援助越南抗美和非洲国家的费用大量增加，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当时还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党的对外工作是“支左反修”。我们同意并支持一些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公开的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1966年至1969年同意并帮助几个共产党在中国设立广播电台，还帮助一些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来中国学习军事，为他们提供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甚至派军事骨干去协助他们。  　　类似上面这种“三斗一多”四面出击的极“左”做法，正是1962年王稼祥担心和反对的。  　　1979年中央为“三和一少”平反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涉及对外工作。1979年3月，中央批准并向全国通报了中联部上送的《建议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集）。《请示》为王稼祥平了反，肯定了他1962年提出的意见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否定了林彪、康生、“四人帮”在对外工作中煽动极“左”思潮，搞四面出击、“三斗一多”、打倒一切，破坏了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和正常交往。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同一些国家共产党负责人曾经简单地谈了中苏大论战的看法。如1981年同原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1983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真正的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1987年邓小平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时说：我们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化，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1989年5月，邓小平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谈，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在谈到那场中苏大论战时，邓小平说：回过头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重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再来回顾他1955年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不能把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的重要思想，特别是1962年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勇敢地提出全面、系统的意见，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啊！如果王稼祥当时的意见被接受（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世界格局，就完全是另一种状况了。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判、斗争时仍然坚持原则，坚持真理。  　　他感人肺腑地说，面临当时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我想啊想啊，觉得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我觉得如不呈诉自己的意见，那并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如不提出意见，中国若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将后悔终生。”王稼祥这种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